长沙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08号 1992年8月12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充分发挥其效能，更好地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下列市政工程设施属本办法管理范围：
（一）道路设施：包括车行道、人行道、广场、停车场、街头空地、路肩及雕塑、喷泉等道路设施；
（二）桥涵设施：包括跨河桥、跨线桥、立交桥、过街人行桥、过街地下通道、涵洞及桥涵附属设施；
（三）排水设施：包括雨水管道、污水管道、明沟、暗渠、泵站污水处理厂及排水附属设施；
（四）防洪设施：包括防洪堤岸、防洪墙、河坝、防洪闸、排涝排渍泵站、排洪道及防洪附属设施；
（五）道路照明设施：包括道路、桥涵、广场、街巷及公共场地的照明设施。
第三条 市政工程设施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长沙市城市建设局负责市政工程设施的统一管理。
水利、电业、交通、港务等管理部门，应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管理范围共同做好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工作。
各区、县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应遵循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综合配套、建设与维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必须把市政工程设施配套建设项目纳入开发和改造计划。并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进行。
第六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的工程设计、施工，应由取得市政工程设计、施工资格的单位承担。工程竣工后，须经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使用。
第七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项目，需要增加市政工程设施容量的，由建设单位报规划、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审批。所需增加设施容量的投资纳入项目计划后，由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统一建设。
第八条 全市公民都应树立爱护市政工程设施的优良风尚，都有保护市政工程设施的义务，并有权制止和检举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行为。
第二章 道路桥涵管理
第九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应定期检查道路、桥涵设施完好状况，及时清理道路、桥涵上的障碍，维修破损设施，保证交通安全、畅通。
第十条 按规划新建、拓宽、翻建道路时，妨碍道路工程建设的一切建筑物、构筑物及管线，都应服从道路工程的需要，按有关规定拆迁。
第十一条 机动车、畜力车不准在铺装的人行道上行驶和停放，履带车在铺装路面上行驶，应经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许可，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十二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挖掘道路。确因需要临时占用、挖掘道路的，必须经规划管理部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合审批，按规定交纳占道费、挖掘道路复原费等费用后，方可施工。
经批准占用、挖掘道路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扩大范围，不得超过批准时间。
第十三条 挖掘道路的单位和个人，要在施工现场设有明显标志和安全防范设施，并按技术标准和时间要求回填。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要按技术标准及时修复路面。
第十四条 煤气、供排水、供热、电信、电力等部门，应在每年3月底前，将当年挖掘道路的计划报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以便统一安排，避免重复挖掘。
第十五条 市政设施管理部门要定期油漆路名牌，路名牌应统一式样，用规范的汉字和拼音书写，并保持整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移动、损坏路名牌。
第十六条 城市中铁路与道路的平交道口必须接平，铁路与道路部门需升、降各自的设施时，施工前双方应加强联系，相互配合，保证道口路面平整。
第十七条 设置在道路上的各种井座，不得高于或低于路面15毫米。发生井座塌陷、井盖缺损等现象，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及有关专业部门应及时修复。
第十八条 各种车辆通过桥涵不得违反限载、限高、限速等标志的规定。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桥涵设施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擅自堆放物料，敷设、架设各种管线或装置其它设施；
（二）擅自摆摊，集市，搭棚，盖房，插竖标牌，占道作业；
（三）损坏道路和桥梁分隔栏杆、道路标牌等设施；
（四）挖沙，取土，消解石灰，搅拌水泥、沙浆，倾倒垃圾、废物及其它有碍道路、桥涵设施安全和有损道路、桥涵设施的作业。
（五）在桥梁管理区范围内停船、抛锚、进行爆炸等危及桥梁安全的生产作业。
第三章 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和各产权单位，要按产权所属，搞好排水设施的维修和养护，保持排水设施完好、畅通。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城市排水管网铺接排水管线，必须经规划、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批准，由市政专业部门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污水，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应按规定交纳排水设施使用费。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排水设施上截流取水；不得拆除、改装、接引各种排水管线。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下列损坏排水设施的行为：
（一）擅自占用、覆盖、堵塞排水设施；
（二）排放有毒、有害、有传染病源菌、放射性、易燃、易爆等有损排水设施及危害排水工人作业安全的污水；
（三）排放未经沉淀的施工污水和未经化粪池处理的粪便；
（四）向排水设施倾倒垃圾及其它容易造成堵塞的废弃物；
（五）在排水设施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设置管线。
第四章 防洪设施管理
第二十五条 在防洪设施管理范围内修建其他工程设施，必须经水利、港务管理部门审查，规划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影响河道行洪、泄洪和排渍。
第二十六条 沿江河的通道闸和下水道出口闸，由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负责维修和汛期防守；影响河道堤防安全时，由防洪设施专业管理部门通知产权单位限制使用、改建或封闭。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防洪设施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
（一）擅自破堤扒口、修建通道；
（二）倾倒垃圾、废物；
（三）擅自砍伐护堤林木；
（四）在非港口装卸区擅自装卸货物；
（五）擅自修建各种设施或进行采石、挖沙、取土等妨害防洪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五章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二十八条 道路照明设施必须保持完好。因建设工程需要迁移照明设施的，须报经照明设施专业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交纳拆迁补偿费。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照明设施损毁时，应及时向照明设施专业管理部门报告。照明设施专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修复。
第三十条 路灯柱周围1米内，不准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堆放各种物料。不准擅自利用灯柱挂横幅标语和张贴广告。非路灯管理人员不准攀登灯柱。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路灯电源上接线、接灯、安装其它电器设备；不得损坏或擅自迁移、拆除路灯杆线、灯具和其它附属设施。
第六章 奖罚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认真执行本办法，为维护市政工程设施作出显著成绩的；
（二）制止和检举损坏市政工程设施行为有功的。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市政工程设施建设设计、施工资格而承担设计施工任务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关保护道路、桥涵、排水、防洪、照明设施规定的，由其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作如下处理：
（一）未造成设施损毁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停止违章行为，并对责任者处20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设施局部损毁，尚不影响使用的，给予批评教育，除责令限期修复或赔偿损失外。并对责任者处100元以下罚款；
（三）造成设施损毁，影响正常使用的，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外，并对责任人处500元以下罚款；
（四）未经批准，违章占用、挖掘道路的，除补交占用、挖掘道路费，责令其停止违章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外，并按占用、挖掘道路费标准处以五至十倍的罚款；
（五）对占用、挖掘道路的单位和个人或路面修复部门不按规定期限、范围和质量标准完工的，除责令限期完工外，。并按占用、挖掘道路费标准处以一至五倍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一）破坏、盗窃、损毁市政工程设施的；
（二）占用、挖掘道路施工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造成事故的；
（三）故意向排水沟、下水道排放、倾倒有毒有害污水和易燃易爆物质，妨害公共安全的；
（四）拒绝、阻挠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谩骂、围攻、殴打管理人员的。
第三十六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行政处分外，并可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能保证市政工程设施正常运行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处100元以下罚款；
（二）确因市政管理部门失职，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事故的。由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承担赔偿责任，对有关责任人员处100元以上2OO元以下罚款。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人员徇私枉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中关于占道费、挖掘道路复原费、排水设施使用费等收费标准由市物价局按有关规定核定。
有关部门收取的上述费用，应列入预算外资金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私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凡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韩红兴 北方工业大学 副教授 , 刘传高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关键词: 死刑案件/律师辩护/有效保障
内容提要: 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是法治由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亦是死刑正确适用的重要保障机制。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与缺乏有效辩护的保障机制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需要推进死刑案件独立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明确死刑无效辩护的标准，实行死刑辩护律师资格的认定制，确立死刑无效辩护的惩戒及司法救济机制。
一、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必要性
正当我国努力通过实体法减少死刑适用之际，如何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适用，以达到减少并准确适用死刑显得尤为重要。死刑不可逆转性的特征，使得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成为保留死刑国家的首要义务，律师的有效辩护制度是实现此目的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被追诉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人权保障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给予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更多的律师辩护保障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1]亦成为保留死刑国家死刑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2]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更多的辩护权保障体现了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正是国家基于死刑案件的重要性而对其提供的特殊保护。获得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程序正义的必要形式要件，是维护抗辩式审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在法治尚处于形式正义理念支配的时期，只要面临死刑追诉的人得到了律师的帮助就认为已经符合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至于帮助是否有效法在所不问。[3]
美国律师协会死刑项目主任罗宾·马赫律师认为美国许多死刑案件的错误是由于律师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原因。[4]律师的无效帮助是死刑错误或任意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穷人因拥有“最差的律师”，而不是因为实施了“最恶劣的罪行”而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5]而我国近年来连续上演的死刑错案，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每一个案件中法院都为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而事实上被指定的律师在这些案件中真正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得不令人深思。可见，仅仅有律师辩护尚不足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伴随着现代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死刑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制度从关注形式上“有律师辩护”，进一步发展到是否获得了“有效的律师辩护”。有效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被追诉人辩护权实现的实质内容，是现代死刑辩护的核心。法治国家在解决了死刑案件被告人“有律师辩护”形式正义的前提下，应致力于追求“有效律师辩护”的完善，以实现法治的实质正义，确保国家死刑刑罚权的谦抑性和准确性。
二、域外法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是律师有效辩护的程序保障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充分展开显得尤其重要。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定罪审判是证明死刑犯罪的要素，量刑审判是对生命的审判。就被告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紧迫性，及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言，量刑是对生命的审判。[6]为了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通过独立的量刑程序，对量刑证据、信息进行全面调查、充分论辩，使法官的死刑裁量权建立在法庭调查和论辩的基础上，而不是单靠法官“拍脑袋”决定。为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是死刑案件宪法正当程序的要求。
（二）确立死刑案件律师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每一个被指控犯有重罪或因轻罪面临实际监禁的被告人享有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的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包括在被告人请不起律师的情况下为其指定一名律师以及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1984年在斯特里克兰案（Strickland Washingto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无效律师辩护设立了具体的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要件：首先，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表现“不足”。“不足”是指律师没有充分发挥辩护人的功能，律师的表现必须低于人们对“合理胜任律师的预期”，即律师的表现已经到了不能被认为是在履行一个律师职责的程度。其次，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受到“损害”。被告人必须证明律师的失误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死刑判决不可信。
（三）制定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职业规范
为了确保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美国律师协会1989年制定并通过了《美国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与职责纲要》。《纲要》1．1之A规定：“《纲要》的目标旨在提出一个死刑案件辩护的全国标准，以保证给所有面临可能被任何司法机构判处或执行死刑的人进行高质量的法律代理。”《纲要》全面的规定了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应该提供的有效辩护。《纲要》要求除特殊情况外，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在24小时内与当事人进行会面。在案件进行的任何阶段对于所有在合理预期中可能对案件有实质影响的事务，律师应与委托人进行持续的沟通对话；律师在每一个阶段有义务对有关罪行与刑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独立的调查。有关罪行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对指控犯罪事实作任何承认或供述，或压倒性的有罪证据，或任何委托人所陈述的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罪证。有关刑罚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所陈述的任何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刑罚的证据。[7]
（四）建立无效辩护的司法救济机制
被告人主张律师无效辩护的申请，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提出，即被告人可以申请重审、直接上诉、申请州和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初审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可以以“律师辩护无效”为理由，申请原审法院对案件进行重审。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无效辩护的标准”，决定对案件重审。重审由该法院全体刑事法官参加审理。无效辩护也可以作为上诉的理由直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最常见的无效辩护司法救济是申请人身保护令程序。在人身保护令申请中，被告人会要求进行证据听证。在听证程序中被告人通常提出一些具体的信息和证据来证明辩护律师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了无效辩护，而辩护律师通常将作为控方证人作证，证明自己在审前调查和准备中所作的努力。如果律师辩护被法院裁决属无效辩护，案件判决将被撤销或发回重审。2000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因律师辩护无效曾推翻了几个死刑判决。[8]
（五）创设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特殊管理制度
为实现死刑案件有效律师辩护，美国律师协会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指派、代理费用、培训、监督及惩戒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这些特殊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1．死刑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由专门机构负责制定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标准，并组织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对具有死刑辩护资格的律师名册予以公布和管理。2．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进行定期培训。专门机构为死刑律师培训提供资金支持，并要求死刑辩护律师必须圆满完成一个综合死刑培训计划。3．为死刑案件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专门机构负责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并有责任保证指派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符合《纲要》要求的高质量法律代理。4．为指派的律师提供代理费补偿。指派的律师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代理费补偿，该比例还要能反映死刑代理所固有的特殊责任。5．对指派的律师进行监管和惩戒。由专门机构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表现进行监管，并负责调查投诉，对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律师从死刑辩护律师资格名册中删除，且永远不得恢复。
三、我国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定罪、轻量刑的审理模式阻碍了死刑量刑辩护有效性的实现
有效辩护是实现死刑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条件。在我国一体化的审理模式下，定罪量刑程序不分，使得整个法庭审理围绕定罪展开，量刑证据、量刑信息几乎成为整个定罪程序的附带程序，量刑成为法官“庭后决定”的事项。在我国“定罪附带量刑”审理模式的长期影响下，辩护律师往往缺乏量刑证据、信息收集的经验和动机，忽视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的重要性，而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却恰恰是死刑案件的决定性因素，是被告人应否被判处死刑的重要依据，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在美国，死刑案件初审辩护律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被告人的个人成长背景、生活经历、一贯表现等信息，作为减轻证据在量刑程序中向法庭出示。[9]正是基于一体化审判模式的缺陷，国际刑事法学界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呼吁大陆法系各国改革刑事审判制度。195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刑法学大会，曾就此问题作出过专门的决议，认为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审判程序应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独立的阶段。
（二）欠缺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特别保护机制
依据作为法治基础的比例性原则的要求，案件所涉及的法益愈重大，给予的保护亦愈完备。死刑案件涉及人权保障的最高价值，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亦最高，司法投入也应相对增加。我国对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保障并不充分，主要体现为：1．审前阶段缺乏有效的律师帮助。审前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最危险的阶段，也是收集证据、准备辩护最关键的时刻，为了确保死刑案件获得有效辩护，应赋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审前阶段获得国家出资的律师辩护。但我国法律只规定在审判阶段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才可获得指定律师辩护。2．缺乏律师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我国指定的律师为死刑被告人辩护承担的是法律援助义务，不仅没有代理费，而且办案费亦由律师个人承担。死刑有效辩护需要收集、调取和核实大量的证据，尤其是大量量刑信息的收集，甚至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论证和评估，这些活动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在美国，被指派承担死刑辩护的律师的一切调查费用，以及代理费都由美国律师协会承担。我国由于指定辩护的律师费用自行承担，这就无法从法律上要求指定律师实现有效辩护，律师自身也缺乏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和利益驱动。
（三）缺乏死刑案件有效辩护的质量规范和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我国目前缺乏对死刑有效辩护的专门规范，欠缺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致使如何辩护全由律师自我道德约束，无效辩护的投诉亦无从实现。在我国法治环境不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缺失的背景下，律师往往把刑事辩护视为畏途，许多律师不愿意代理刑事案件，更不愿意代理死刑案件。在高额的代理费激励下，有的律师还敢于“冒险”辩护，而更多的律师则是在接受刑事案件代理后，只是常规性的会见、阅卷、出庭，根本不做任何证据的收集、调查与核实工作，甚至明知控方证据有疑，或知道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出于“明哲保身”的思想，也不会主动去收集、调查与核实。接受委托的律师起码还有来自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监督与制约，而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则全然没有任何外来约束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承担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往往只进行“形式”上的辩护，所谓的“辩护”只不过是会见被告人，有的甚至会见都“省了”，开庭前草草阅卷，法庭上象征性地发表几点辩护意见。即使这样做也不会给律师带来任何不利或惩戒，反而为其带来了免受错误追求的“利益”。如此的死刑“辩护”对面临被剥夺生命的被告人究竟有多大帮助，对保障死刑的正确实施究竟会带来多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