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

宁杰

[内容提要]：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 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
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 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 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主权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
这必须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系统论思想的基石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说会自发地向均匀无序、组织解体方向演化。9“熵”是系统无序化的量度。波尔兹曼原则认为，自然界争取这样一种状态，即要实现最大数量的可能性。10由于每个事物都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多样性，因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熵值不断增加，最终归于“热寂”。但这是就一个孤立系统而且是就其整体而言，如整个宇宙。维纳早就提出系统的局部减熵是可能的，11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引进负熵流抵消系统内熵的产生，形成耗散结构，系统就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12人类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由于每个人以及每个集团（如阶级）都会追求自我意志的最大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实现，这样必然会产生冲突，系统的熵值增加，社会走向无序。为使人类社会系统不致崩溃，就有必要引进“负熵”，整合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使之保持有序。由于“负熵”流作用，系统保持了有序性，这种维持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协同学称之为“序参量”，13也有系统理论称之为“吸引子”。法律正是这样一种维持社会系统有序性的“序参量”。
警察、军队以及道德、意识形态和政策等也是维持社会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会系统的序参量之一，法律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首先，法律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构筑的信息空间，这与警察、军队等一切有形的社会控制力量相区别。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动物截然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则、规范、术语等符号所组成，它们所传达的是控制环境的信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5个体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馈行动，这就是系统论上所说的“通讯”。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政策等为每个人都构筑了一个信息空间，作为个体的人，社会传达给他的信息成为决定其行为目标函数的重要参数。在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的信息空间应是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识水平甚至居住区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为个体的系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信息空间，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有效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6为了实现形式正义，我们就要力争为每个人构筑相同的信息空间，普法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就要因个人的信息空间不同，社会也应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法国民法典》规定以离巴黎的远近不同来确定法律实施的日期，也正是其体现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点产生的影响，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也区别开来。
信息的构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产生的反馈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前者产生于社会的自在控制，后者则产生于社会的自为控制。17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在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存在，因而这种“自在”与“自为”更多地是一种程度上的划分。道德虽然也有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因素在内，但主要由社群自发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会自在控制的、自发产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强烈的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作用于其中，明确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社会的自为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信息的传输具有衰减性。一切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都不可避免地会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确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减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即“社会的记忆性损失”，从而影响序参量作用的发挥，造成熵的累积。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确性，将之固定化、规范化，形成条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场和熵进行的战斗，一场和遗忘及其造成的组织损失进行的战斗。通过审慎的代码编纂和抽象行动，他们构建和储存已经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质的知识。”18但由于信息经编码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会自为控制程度较高、目的性较强并且关乎系统基本结构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确。法律正是这样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
比如，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为此，法律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封闭起来，看似稳定，却更易导致崩溃。明太祖朱元璋亲拟《大诰》，让子孙不得更改一字，万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朱元璋死后，《大诰》很快就被弃之不用。相反，美国的宪法由于其灵活的司法解释体制，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性，虽历经两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个法律系统而言，罗马法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罗马法自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编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从政治上，经历王政、共和、帝政专权和帝政分权4个时期，从经济上，经历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封建庄园经济3个阶段，但一直有效地统治着罗马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制。习惯、告示、元老院决议、民会决议、法律、帝敕和法学家解答都是法律渊源，民会、元老院的决定都可成为法律，从而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及时调和而导致系统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时发布的施政纲领）、帝敕和法学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性，不致因无法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导致僵化，因而罗马法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局面。但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确定在法律解释中只有5大法学家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后，人为地封闭了罗马法，使罗马法学陷于停滞，以往那种繁荣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图一劳永逸地把罗马法固定下来而编纂法典，并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评注后，僵化的罗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沦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 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也应着眼于发现社会系统本身的系统模式和系统学规律，使系统理论更加科学化，从而建立更加合理、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模型，以推动系统法学以及整个法学的发展。

1 我国以前有学者将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与系统论并列，提出“老三论”、“新三论”观点，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上述种种理论均是系统论思想的分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系统论思潮。参见[美]E·拉兹洛著《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N·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3页。
3 同前注，第87页。
4 参见季卫东、齐海滨《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5 [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6 引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骐副教授在《法理学》课程上的授课内容。
7 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转引自[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8 参见常远：《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纪念钱学森提创“法治系统工程”20年》（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6期》）、杨建广：《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上）》（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和骆梅芬：《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下）》（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9 魏宏森、曾国屏著：《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0 [德] 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11 同注2，第25页。
12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 同注10，第7—8页。
14 [奥]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著：《人的系统论》，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5 同注2，第9页。
16 同前注。
论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来，我国在立法上一直采取婚姻登记制度，但由于受传统习俗的影响，男女双方未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婚姻现象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屡禁不止。对事实婚姻如何认定其法律性质，是否予以保护，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保护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受到了从业人员和立法者的高度关注。本文根据我国事实婚姻现实情况、中外关于事实婚姻的态度和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的实际如何从法律上对事实婚姻进行保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事实婚姻、法律婚姻、婚姻关系、法律效力。

一、事实婚姻的概念和特征及在我国的现状
1、事实婚姻的概念:
事实婚姻作为婚姻关系存在的一种方式，其概念在我国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事实婚姻通常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而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亦认为其是夫妻关系的，被有条件地确认为事实婚姻。”①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事实婚姻是指具备结婚实质要件或欠缺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亦认其为夫妻关系的客观事实。”②
比较上述两种不同的见解，都认为事实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关系须为公众所认同，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事实婚姻是否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根据第一种观点要求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不但相互没有配偶，还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实质要件)，仅没有进行登记（形式要件）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而第二种观点则不问其实质要件是否符合，只要未进行登记，就构成事实婚姻。按此说，事实婚姻无非有这么二种情况：一是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仅缺形式要件的

注：①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修订第2版，第134页。
②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851页。
事实婚姻，二是结婚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不符合的事实婚姻。“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来就是其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③婚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婚姻的基本特征：男女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婚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男女两性的结合应符合一定社会制度所承认的条件。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必须符合婚姻法所要求的结婚条件（实质要件）和结婚程序（形式要件）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婚姻的这两种属性是统一的，但在有些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往往是分离的。例如一对男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结婚登记，领取了结婚证，即使他们根本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从此以后行同路人，也不管其是否以夫妻名义同居或者有没有同居，其仍是夫妻具有婚姻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再如一对男女以夫妻关系同居，在共同生活中双方互尽夫妻之权利义务，在事实上形成了婚姻关系，只是没有履行法定结婚程序，对这样的婚姻，在习惯上我们称其为事实婚姻或实际上的婚姻。
“认定事实婚姻的成立的目的并不在于肯定其婚姻的法律效力，而是为了区别事实婚与法律婚的界限。履行了法定的结婚程序的称为法律婚，而欠缺形式要件的即为事实婚。具备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可以构成事实婚，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的男女也可以形成事实婚”④“男女公民以事实行为结成‘婚姻’，即事实婚，是一种独立于法律和人们的评价之外的客观存在，其客观属性不可抹杀。但是，承认其客观存在的事实，绝非承认其存在的价值和效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申明：‘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一律按非法同居对待。’此主张不应被理解为事实婚在客观上已不存在，而应理解为不承认事实婚的效力。”⑤可见是否为群众认可或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不应成为事实婚姻成立的要件，而应是认定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评价标准。就象一对要结婚的男女，婚姻登记机关给不给登记并不能影响他们之

注：③蓝承烈著：《民法专题研究与应用》，群众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460页。
④王 洪著：《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97页。
⑤贾凌、曾粤兴作：《重婚罪解读》，中国法律刑事网实务专题，
http://www.criminallaw.com.cn/zhuantilunwen/zhuahtilunwen34.htm。
间的夫妻生活，他们照样可以夫妻之名，行夫妻之实，这是由婚姻自然属性所决定的，登记只不过是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干预的手段，是法律指导功能和评价功能的体现。所以只要婚姻当事人能够证明其之间是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即使群众不知也应当认为其具有婚姻关系。因此我认为事实婚姻应当是指男女双方未按法律规定进行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所形成的婚姻。根据事实婚姻当事人是否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可分为具备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和不具备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两种。
有人认为1994年2月1日以后我国不再存在事实婚姻，其实是混淆了婚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婚姻关系成立与效力之间的关系。我国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是对事实婚姻法律效力的评价，并不是否认事实婚姻的存在。同样“承认事实婚的存在不等于肯定事实婚的效力。‘存在’与‘肯定效力’是两种不同概念，前者属于意识范畴，后者属于意志范畴。”⑥据说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有一男子大摆酒席同时娶二女为妻，一时在当地甚至全国都引起了哄动，许多人认为我国不承认事实婚，而将其视为同居关系，而同居并不违法，便推出该行为无法可依，让当地的官员们大伤脑筋。⑦一方面要制止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另一方面又不能对之采取法律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婚姻的宗旨，婚姻关系和婚姻关系效力之间的区别，婚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我国不承认事实婚姻并不是否认事实婚姻不存在，我们就很容易解决上述的问题。一男娶二女的现象，由于当事人没有进行登记，法律只是不承认其婚姻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也不具有配偶权，虽不能构成重婚罪，但他们之间事实上已同时存在二个婚姻关系，其行为已违反了《宪法》第五十三条“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和《婚姻法》第二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和一夫一妻制度，其行为的违法性非常明显。“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⑧至于如何追究，那只不过是手

注: ⑥同⑤。
⑦沙阳作：《一男同日娶二女法律咋办？》，http://www.lihun.net. 离婚网焦点新闻，2003年4月20日报道。
⑧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
段与方式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办法，并不是叫我们坐视不管。现实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法律却具有稳定性和概括性,其规定不可能包罗万象。对于法律没无明确规定的,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法律原则精神解决。
2、事实婚姻的特征：
（1）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必须是男女双方异性的结合，同性之间不能成立婚姻，只能是同居，这是由婚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排除一些男女，开始是同性同居，后来做了变手术就成了异性而缔结婚姻。但《参考消息》在“市长颁发证书，总统建议禁止”一文中报道“在2003年11月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定禁止同性结婚违反了该州法律，使得该州必须从2004年3月17日开始为申请结婚的同性恋伴侣颁发结婚证。2004年2月初美国旧金山市市长曾为一对同性恋者颁发了结婚证。”⑨这种婚姻有违伦理，是婚姻关系中的极个别现象，是非曲直还有待人类历史去证明。
至于男女双方以前是否有配偶或未婚，我认为不能影响事实婚姻的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规定：“已登记结婚的一方又与第三人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或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登记结婚，或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形成新的事实婚姻关系，凡前一个婚姻关系的一方要求追究重婚罪的，无论其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均应解除后一个婚姻关系。…….”。显然这里前后二个都是婚姻。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如果已婚者再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不能构成事实婚姻，那么这里也根本就无婚可重，从而也无法认定事实重婚，这样将会使我国《刑法》有关重婚罪的规定形同虚设，因为在实践中的重婚绝大多数是事实重婚。其实正因为事实重婚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配偶权和一夫一妻制度，其行为具有严重的违法性，而我国法律不能对犯罪行为提供保护，因此其之间成立的婚姻关系无效，这与我国不承认此类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注：⑨参见：新华通讯社主办，《参考消息》2004年2月27日第16449期，第6版。
是一致的。
（2）男女双方必须有共同生活的行为。没有同居生活的不能构成事实婚
姻。而法律婚只有当事人进行了登记，不管当事人是否自愿，有没有同居生活不影响其婚姻关系的成立，重形式而轻实质。有观点认为这里的同居行为“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夫妻共同生活”，⑩但性生活不应成为事实婚姻成立的必要要件，因为婚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具有多样性，其因人而异，可根据当事人的爱好、兴趣和特点而各有不同。性生活只是夫妻婚姻生活中一部分，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以性生活为基础，没有性生活仍然可以缔结婚姻，但没有感情，婚姻就无从谈起。
（3）男女双方的这种同居行为必须是以夫妻名义进行。这是成立婚姻关系的前提，也是事实婚姻与同居、通奸、姘居及包二奶等非婚姻两性关系的根本区别。后者不以夫妻的名义，也没有缔结婚姻的目的。
（4）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是事实婚姻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其与法律婚姻（登记婚）最大区别。事实婚姻有符合实质要件的，也有不符实质要件的；有有效的事实婚姻也无效的事实婚姻。法律婚也一样，也有一些当事人虽然取得了结婚登记，但由于各种原因也有符合实质要件和不符合实质要件的，例如当事人隐瞒有关事实骗取登记或登记机关违法登记、审查不严将不应给予登记的给予了登记等，同样存在有效或无效的法律婚。只不过法律婚注重婚姻的社会属性，当事人只要进行了登记，即使不同居生活，不以夫妻名义，也没有夫妻之实，法律上也承认其夫妻关系，重形式而轻实质。事实婚则注重婚姻的自然属性，要求当事人应以夫妻之名行夫妻之实，重实质轻形式。
3、事实婚姻在我国的现状：
由于受旧习俗的影响，我国几千年以来流传下的通过举行婚礼便得到承认的结婚习惯在我国至今仍然普遍存在。许多男女对举行婚礼情有独钟，而对结婚登记不宵一顾。尽管我国从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强调结婚必须进行登记，才能确立夫妻关系，但社会实践证明事实婚姻并没有因此而
减少。“事实婚在我国长期大量存在，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事实婚甚

注：⑩同③。
至占当地婚姻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11我在今年4月份对自己曾居住过的村子（四都乡洋岙村）进行调查，由于村子不大，人口只有1000人左右，我在该村会计的协助下对该村的事实婚姻状况进行了统计。得出这里事实婚姻的比例竟占已婚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事实婚比法律婚还多出14个百分点。在60岁以上的人中事实婚占百分之八十二，登记婚不到二成， 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中事实婚占百分之四十八，40岁以下的人中事实婚占百分之四十五，周边的几个村庄情况大致相同。对这种状况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当时是名媒正娶，结婚是自己的事情，登不登记没关系，只要子孙满堂，夫妻恩爱就比什么都好，结婚证有什么用。在40岁以下的人中大多认为不进行结婚登记是为了规避计划生育的检查,能够省去许多忙繁事。在我国只要当事人领了结婚证,计划生育工作部门就会对其进行监督,要求已婚妇女定期接受计划生育检查，生孩子的还要先领准生证等，而不登记便可省去这些不必要的忙繁，想多生孩子往往计划生育部门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
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事实婚姻中的很多家庭的户籍证明或户口薄都登记他们为夫妻关系（据说多数是在人口普查时登记的），这就产生了户籍登记与婚姻登记的矛盾。今年二月份，我的一位朋友起诉他人偿还借款，借款人夫妇也是未进行结婚登记，最后法院还是以户籍证明和当事人的承认，判决认定是他们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没异议，表示服判。可见事实婚姻已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根深蒂固，为大众所承认。设想一种被60-70%人所不接受的制度，其存在的价值是很值得怀疑的。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反映并作用于经济基础，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一部与其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法律必然不会被接受，并会被戴上恶法罪名。“一个法律制度得以切实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却是它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不是国家的强制力。”○12因此我国在立法规定结婚必须进行登记的同时，司法实践不得不考虑到社会的现实，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又承认事实婚姻，其实

注：○11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7页。
○12于海涌作：《中国事实婚姻法律地位研究》，，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从》总第18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3月第1版，第364页。
是实行登记婚与事实婚共存的双轨制度。
二、事实婚姻法律保护在我国的演变过程
我国历史以来人民群众对结婚普遍注重结婚仪式而不在乎登记。新中国
成立以后，尽管两部《婚姻法》均明确的规定结婚必须采取登记的形式，但男女双方不进行登记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婚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普遍存在。面对如此现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条件的变化，我国对待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也大致经历了从持肯定态度到否定态度，从承认到不承认，从注重婚姻的实质到注重婚姻的形式这样一个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