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金融机构安全防范管理规定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６日　大连市政府大政发[1999]69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金融机构安全防范管理，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职工生命安全，根据《辽宁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等具有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管理。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公安局（分局），应在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领导下，做好金融机构安全防范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


　　第四条　各级金融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负责本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金融机构的保卫部门负责安全防范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二章　营业场所安全防范管理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营业场所，是指金融机构中对外进行现金和有价证券、会计结算业务的场所。
　　营业场所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应有防盗门，二层以下的窗户应有金属防护栏。
　　（二）营业柜台应为高１．１米以上、厚０．６米以上的砖石或钢筋混凝土结构。柜台上方应安装高１．５米以上的防弹玻璃（２４小时营业的须封顶）或封顶的金属防护栏。安装防弹玻璃的，柜台应设传钞槽，防弹玻璃上不得开窗口。为方便与客户对话，两块防弹玻璃错位连接出现空隙的，错倍部位不得少于０．１米；错位之间的空隙要少于０．０３米。现金柜台应与其他工作区隔开。
　　（三）有条件的应设置工作人员卫生间；无条件设置卫生间需设柜台边门通行的，应安装２道具有自动闭锁装置的防盗门。
　　（四）符合防火要求，配备必要的自卫器材，夜间营业应有自动应急照明设备。


　　第六条　营业场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设置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一）日均现金收付量，城市１５０万元、农村５０万元以上的；
　　（二）设有金库的；
　　（三）周边治安情况复杂，确有安装必要的。


　　第七条　金融机构新建或改建营业场所，其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应由本单位保卫部门提出，经上一级金融机构保卫部门同意并报当地县、区级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工程竣工后，应经公安机关验收合格，发给《安全防护设施合格证》后方可使用。


　　第八条　营业场所门前周边１０米以内禁止擅自停放车辆、堆放物品、设置摊亭或从事其他有碍安全的活动。


　　第九条　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营业场所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营业时至少有三名工作人员临柜，其中至少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柜台安有防弹玻璃的除外）。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柜台内。
　　（二）中午休息时应将现金、有价证券、印章等入库（柜）上锁，由双人值班看守。
　　（三）营业结束后，应将现金、有价证券、业务公章放入金库；没有金库的，用特制装具装包上锁，送入指定金库。

第三章　金库安全防范管理





　　第十条　本规定所称金库，是指金融机构存放现金、有价证券、重要凭证、金银、保管箱等的库房。
　　金库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位置应隐蔽。设在建筑群体内的，其墙体不得与其他单位或居民住宅相连，底部不得有管道、暗沟等公用设施或不能控制的地下室。金库内部应有配钞间、守库室及相应的生活设施。
　　（二）通风孔下沿距地面高度不得低于２．５米，每孔面积不得大于０．０２平方米，对外应呈Ｓ形内高外低状，并安装金属篱杆或篱网。
　　（三）金库门及墙体建设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ＧＡ／Ｔ１４３－１９９６）。
　　（四）守库室应与外部隔离，门、窗应安装防盗门或钢筋防护栏，并设有观望孔、射击孔。守库室实行封闭管理，设有卫生间及相应的生活设施。
　　（五）有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通讯联络设备、应急防爆照明设备以及防潮、灭火设备。


　　第十一条　金融机构新建或改建金库，其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的审核及《安全防护设施合格证》的取得，按本规定第七条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金库守卫人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行双人武装坐班，上岗前和执勤中不得饮酒。营业结束后应对库区进行全面检查，做好检查记录，然后封闭库区。
　　（二）非守库人员不得进入守室库。对因工作需要进入库房的人员，要认真检查有关证件。
　　（三）执勤中发现紧急情况，要立即报警并果断处置，使用枪支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及公安部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金库管库员在营业时间应随身携带库房钥匙，营业结束后应将钥匙分别存入专用保险库（柜），备用钥匙要按有关规定封存。新任管库员应更换保险库（柜）门锁、调整保险库（柜）密码。

第四章　押运安全防范管理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取送现金、金银、有价证券、损伤券、重要凭证等，必须使用运钞专用车押运。
　　运钞专用车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车况良好，货仓除保留１个仓门外实施全封闭。
　　（二）除驾驶室正面的挡风玻璃外，车体其他玻璃应粘贴透光度大于７５％的有色玻璃贴膜。
　　（三）有固定于车体的保险箱（柜），并随车配备通讯、灭火装置。


　　第十五条　运钞专用车须经公安机关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使用运钞车取送现金、金银、有价证券、损伤券、重要凭证等，城市１５０万元、农村８０万元以下的，由２人以上武装押运；城市超过１５０万元、农村超过８０万元的，应增派先导、护卫车，由４人以上武装押运。
　　运钞车必须配有《通行免检证》，《通行免检证》不得转借或挪作他用。


　　第十七条　押运人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上岗时应着迷彩服、戴防弹头盔、穿防弹背心、配带武器。
　　（二）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携带与押运无关物品及本车内保险柜（箱）钥匙，不得在执行任务前和执行任务中饮酒、捎带非押运人员、擅离职守、在车内吸烟。
　　（三）取送前应检查封包的数量、质量，上车后关闭门、窗。
　　（四）途不中不得擅自改变行车路线、无故停车、到加油站加油。车辆发生故障、事故等意外情况，不能立即修复、处理的，应及时报告附近的公安机关、金融机构，接到报告的单位应立即赶赴现场，确保取送钱、物的安全。
　　（五）到达营业场所或金库时应紧靠目的地停车，押运员观察周围无异常后，护送提款员、营业场所或金库工作人员共同将取送的钱、物送到营业场所或金库锁好，履行交接手续，同时车上须留有押运人员警卫。

第五章　报警设备管理





　　第十八条　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金库、自动取款机、运钞专用车等均应安装报警设备，具备条件的应与公安机关联网。报警设备的类型和技术要求应经市公安机关审查认可。报警设备安装（施工）竣工后，应经公安机关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　金融机构需拆、改或迁移报警设备的，应经本单位保卫部门批准后由原安装（施工）单位拆、改或迁移。


　　第二十条　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报警设备管理制度，经常对报警设备进行检查、维护，保证报警设备完好、有效。并应做好使用报警设备人员的培训工作，使他们能正确、熟练使用报警设备。

第六章　罚则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公安机关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规定的，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责令暂停使用，补办验收手续。
　　（二）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处５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对单位处５００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２００元罚款。
　　（四）违反本规定其他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５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存在重大治安隐患，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责令其停业整顿。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发生重大案件或事故，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执行。实施罚款处罚，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票据，罚款全部上交财政。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涉及其他行政管理机关权限的，由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对保险、证券交易机构、金融代办点和为金融机构提供守卫押运服务的保安、护（押）运公司（中心）的安全防范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院判决是一种权威决定，拒不执行必将影响到司法权威。有意思的是，号称世界上最有权威的美国最高法院，其早期的判决也难以执行：1816年，在马丁诉亨特的租户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弗吉尼亚州已经执行30多年的没收外国人土地的《没收法》，以及禁止外国人在该州继承不动产的《继承法》无效，但弗吉尼亚州法院拒绝执行这一判决，认为在宪法上，联邦法院属于一个主权，州法院属于另一个主权，彼此互不相属，最高法院无权命令州法院做什么。1819年，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最高法院判决国会有权在各州设立联邦银行，且州无权对联邦银行征税。该判决引起了州的普遍反对，俄亥俄州不接受判决，照常对联邦银行征税。一位州征税官甚至跳过联邦银行地方分行的柜台，从保险柜里拿走10万美元表示抗议。那么，美国最高法院是如何积累其司法权威的呢？

——保障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有助于赢得社会公众认同和信任。建国之初的美国最高法院地位式微，它对司法审查权的行使也比较审慎：1803年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首次宣布国会立法无效，1857年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再次宣布国会立法无效，前后54年中它对国会立法仅行使了两次司法审查权；但对州立法它就不客气多了，截止到1825年，在建国之初的10个州中，每个州至少有一项州法被其宣布违宪。因而，美国早期宪政历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企图限制最高法院对州法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提案，有的主张授权参议院——而不是最高法院——审查所有涉及州的案件；有的主张判令一项州法无效时，应获得5名或者所有大法官的同意；还有的主张大法官们应分别撰写判决意见，当发现某一大法官意见和国会观点不符时，可以对其进行训勉；对坚持不改变意见的大法官启动弹劾程序。幸运的是，这些提案均未获得通过。而且，尽管美国宪法授权议会弹劾大法官的权力，但历史上议会仅发动了两次对大法官的弹劾，而且一次都没有成功。维护司法独立者认为，司法权应当由司法机关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据自己的规则独立自由地行使，这是司法的应然品质和内在逻辑，反对将弹劾用作“促使最高法院与议会和行政机关代表的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的手段，一旦法院宣布某一法律违宪的判决出炉，就发动一次弹劾，免职一位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自身也不断抵御外界的干扰，努力保持司法独立。在建国之初，它就把自身定位在一个单纯的司法机构，拒绝接受国会分配的任何非司法性任务。如1792年，国会要求联邦巡回法院审理非法领取救助金的争议。大法官们拒绝承担这一职责，他们宣布，国会无权要求联邦法院承担这一非司法性职能。1793年，华盛顿总统向最高法院咨询涉及外交政策的有关条约法的中立性问题，大法官们也予以谢绝，由此确立了它不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的传统。司法独立使最高法院赢得了人们的信赖，愿意将矛盾交由法律途径解决，并相信司法机关会作出公正的裁判并自愿接受裁判约束。

——政府机关及社会主要利益集团遵从判决将极大提升司法权威。司法权威要求绝对服从，抗拒执行是对司法权威的最直接挑战。特别是政府等权力机关不服从裁判，不仅使得社会公众消极抵触判决，甚至会以破坏性的方式积极抗拒法律。1832年3月3日，在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佐治亚州法因侵害了联邦对印第安人事务的专属管辖权而无效，对伍斯特等人的有罪判决应予撤销并立刻释放。可是，佐治亚州对判决拒不执行，使得该案的上诉人伍斯特和巴特勒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对佐治亚州的行为杰克逊总统还公开表示支持，他嘲笑说：“约翰·马歇尔做出的判决，就让他自己去执行吧！”

佐治亚州藐视法律的行为很快引起其他州的效仿：1832年末，因为对国会通过的保护性关税法不满，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国会颁布的新关税法无效，因而其拒绝遵行。这让杰克逊总统的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他公开支持佐治亚州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他又将南卡罗来纳州废除联邦关税法的行为视为是叛国行为。杰克逊总统最终选择遵从最高法院判决，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终于得以了结。

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南方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宪，阿肯色、密西西比、阿拉巴马等南方州拒不执行判决，坚决反对黑人白人混校。阿肯色州州长奥尔弗·法柏斯甚至命令地方国民兵阻挡黑人学童进入当地学校就读，当地白人还包围学校制造种族暴力事件，企图阻止黑人学童到校上课。艾森豪总统毅然派遣美国第101空降师中的伞兵维持秩序，黑人学生们被军用吉普车送进学校，伞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刺刀朝外，护送9名学生步入校园。相关照片经报纸刊载，迅速传遍世界，令世人见识了联邦政府维护司法权威的决心。

——判决的公正公开是司法权威的重要获得途径。司法权威从形式上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但其基础则是司法的公平正义。唯有恪守并实现公平与正义，司法才能为人们信赖和信仰。

美国最高法院不仅审判程序完全公开、透明，而且裁判从来不是简单地宣布某个当事人获胜。大法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释自己在案件中的立场，向公众说明判决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判。如果最高法院内部存在分歧意见，异议者也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更有道理。公众最终看到的，是采用“法庭意见（一致和多数意见）”形式的判决。由多数意见构成的法庭意见居于判决书前部，而不同意见书处于其后的位置。在格式上首先会表明执笔或宣示法庭意见（即多数意见）的大法官姓名以及法庭意见分布格局。然后叙述案件事实概要、法律争议重点、下级审判经过；继而分段就争点论述判决理由并作出结论。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与协同意见或附合意见两种。所谓反对意见是指少数法官不赞同多数法官的决定所提出的少数意见。协同意见则是指少数法官对多数判决认定的结果表示赞同，但是对其判决的理由则有所异议，或者认为须另行增加理由，以强化其说理力度。

美国最高法院早期的部分判例由宾夕法尼亚州的著名律师亚历山大·J·达拉斯和费城地方法院的法官们一起义务汇编成册。1804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首席法官威廉·卡拉克编辑出版了《卡拉克最高法院判例汇编》，该判例汇编涵盖了美国最高法院1801-1804年的判决。那时，法律界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熟悉，普通民众更是知之甚少，唯一的例外是被报纸报道并引起广泛争议的马伯里案。之后，克拉克凭坚持这项公益性工作——将美国最高法院每年的判例汇编成册，直到十多年后国会任命专人编辑出版最高法院判例。在《卡拉克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的序言中，克拉克表达了他的期望，希望判例汇编的出版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将最高法院判决公之于众，使其成为一个永恒的先例还可以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任何已决案件都是对法官的一种制约。除非有充足理由，他不能对同类案件做出不同判决；而且其正当理由他也希望为公众所知，从而阻碍腐败的产生。”

回眸美国的宪政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国大法官们也曾遭遇的判决不得执行的无奈，更可以感受到司法权威积累的艰辛。正如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指出：“如果你想寻找灵丹妙药，以迅速确立法院的权威，我真的没有。”司法权威的建立和维系并非易事，它需要司法机关水滴石穿般的努力和坚持，更需要权力机关对司法独立的呵护、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接受。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