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与其他领域的解释一并，其功能在于，法律适用者为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对于法律条文所欲规范的内容发生疑问时，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适用者理解、确定法律条文的意义。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发现、确定法律规范的真正意旨。法律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而应探求法律规范实际上的规范意旨，确定立法者利用法律文字所要达到的目的。
单就解释方法而言，行政审判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
（一）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指以法律用语的文字意义为出发点，在一般语言习惯所了解的意义上对法律条文进行的解释。
在文义解释中，比较容易产生分歧的是对例示性规定的解释。法律规范中对于其规范的事项，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予以调整；列举式、列举式加概括式、概括式。例示性规定是列举加概括的法条规定的简称，即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概括用语加以规定。
1、“等”外而无“等”内
单纯从文义而言，“等”字确实是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与列举规定和例示规定的解释相关的是两种解释：一是“表示列举未尽”；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前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外”，后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内”，实质上就是列举式规定。因此，除非法条有特指，涉及到“等”字的规定原则上都应该解释为例示规定，而不解释为列举规定。列举的四种只是最常见的，其他的如出租车、地铁、磁悬浮列车，也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2、概括事项只能与例示事项相一致
在例示性规定中，例示用语所庙宇的行为或者其他法定事项的类型已经非常明确，而概括用语则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或者一靓性的，如何理解例示事项与概括事项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概括事项的范围？在法理上，以一则拉丁法律谚语解释例示规定极为恰当，即“例示事项之未所庙宇的概括用语，不包括与例示事项明示的性质相异的事项”。也就是说，对概括事项的解释不应与例示事项所规定的事项的性质不一致，只应包括与例示事项相一致的事项。当然，例示事项的性质，有的法条口已经列明，但大部法条中没有列明，需要适用法律者自己去理解。
（二）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则在于解决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
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可能会将法条的文义限缩，也可能将法条的文义扩张。
（三）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或其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范的条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需将其置入法律的整体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需注意，有些法律条款中有例外规定，根据法条的内在逻辑把握住例外规定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的基础。例外规定往往以“但书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形式表述，可能在同一法律条款中，也可能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
（四）其他解释方法
比较常见的其他解释方法主要有历史解释与合宪性解释。历史解释，是指通过对立法资料的探求以获知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本意的一种解释方法。这里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过程中的一切记录、文件，如预备资料、预备草案、草案、立法理由书等。合宪性解释，是指一项法律条文的解释，如果有多种结论只要其中一项结果可以避免宣告该法条违宪，就应选择该种解释结论。
（五）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在种种解释方法之间作出选择呢？也就是说，种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看，不同的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位队关系，但既浊固定不变的，也不能任意选择，而且还常常存在着互补关系，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
2、目的解释是解释活动的价值指引，具有独立的价值。
3、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往往不具有独立性，均是确认法律目的的手段。

北安法院 杨亚新

　　公正是刑事司法的生命和灵魂。证据真实、合法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是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制定，为正确办理刑事案件和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有力保障。
　　该规定在以下方面细化、补充和完善了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
　　第一，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为了确保证据真实、合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查证核实等，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格禁止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和定案的根据。但是，由于具体程序和方式不明确，即使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对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法庭也无法进行调查。因为既缺乏调查的程序，也没有调查的方法。而依据该规定，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对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时，法庭应当根据提出异议的阶段，在公诉人宣读公诉书后或者在法庭辩论前进行调查。为调查证据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像或其他证据，通知讯问时在场的人或其他证人出庭作证。这意味着，法庭为了调查证据是否合法，可以通知进行过讯问的侦查人员到庭作证。
　　第二，明确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依据该规定，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对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时，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公诉人应当提供有关证据证明证据的合法性。
　　第三，明确了物证、书证的排除问题。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四，充分保障了控辩双方的程序参与权。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不论是法庭上还是法庭外，都规定了控辩双方的参与程序。以上规定立足我国现实，一方面使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了可操作的程序和方式，可以使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够得到排除；另一方面将排除的范围主要界定在通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容易导致证据虚假的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上，合理地确定了证明责任的分担，区分了言词证据与物证书证的不同情况，较好地平衡了准确打击犯罪与有效保障人权的关系。
　　该规定的出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首先，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具体规定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维护公民基本权利。
　　其次，排除非法证据既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又有利于准确打击犯罪。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往往导致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的虚假，而采用这种证据定案，既会冤枉无辜，也会放纵真正的犯罪人。排除非法证据可以规范办案人员的取证行为，促使侦查机关转变办案方式，把精力放在依照合法程序收集证据上，真正做到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使案件的处理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从而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再次，有利于彰显程序公正。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是对法律秩序的破坏，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排除非法证据不仅可以保证案件质量，从实体上实现司法公正，而且可以使国家法律的权威得到维护；同时，排除非法证据的过程也有利于实现



作者：北安法院刘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