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行政强制法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它弥补了行政立法的不足，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规范行政行为，创新行政理念，对我国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探析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背景、立法亮点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 行政强制 行政权力 法治政府

2011年　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行政强制法，定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从起草到通过历时12年，走过漫长的立法路，经过五次审议，终获通过。该法共有7章71条，内容涉及行政强制的方式和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以及查封、扣押、冻结存款、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行政强制法是规范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并称为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要“三部曲”。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该法的出台，加快了法治政府的建设步伐。有利于推动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有利于解决此前行政强制“乱、滥、散、软”等问题，切实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对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告诫，就是说，公权力行使应当有边界有限度，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使必须谨慎。
一、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背景
在行政法领域，从1990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和行政许可法等行政监督法制，在维护政府的合法行为，监督行政机关、保护老百姓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行政强制法因为直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权，涉及征地拆迁、经济补偿和群体性事件等复杂问题，所以才久议不决。
实践中，存在随意设定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的乱象，地方性法规有部分设定行政强制的权力，容易造成行政措施被滥用，还存在行政机关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有些行政决定不能得到及时执行等软弱现象。“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了一顶破草帽”。如福建漳州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派驻城南圆山规划区的第四大队，为了制止违章抢建，多次遭遇当地群众暴力抗法，2010年只好把队伍撤回市区，转交当地政府管理；又如，济南市城管执法人员查露天烧烤摊时，遭遇200多人围攻、辱骂、吐口水，有的被吐得满脸唾沫……。但愿这种“公差怕刁民”的软弱现象早日改变，社会不断向文明法治方面发展，必须树立执法人员的威信，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弘扬社会正气。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强制拆迁已经成为社会难点热点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前有“依法”两字，说明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只有法律特别授予时才具有。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并不自然地享有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仍应视法律的具体规定判断自己能否实施行政强制。这被学界称为“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此类强制执行，尤其是涉及土地、房屋等强制执行的难度日益增大。行政强制执行案件远远超过行政诉讼案件，给法院执行带来不小压力。由法院实施强制拆迁，有损司法形象。再说，法院本身也存在民事执行难问题，许多民事案件难以执行，常给老百姓“打白条”。基层政府违法强拆，相对人可以到法院告；但法院如果违法强拆，老百姓到哪里去告?强拆裁决是司法行为，实施强拆是行政行为，法院实施的强拆，如果不能“裁执分离”，同样会导致侵权和腐败。人民法院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不够，难以解决“谁来执行”、“先赔还是先拆”等问题。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严重滞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有的行政机关执法依据不足，相关规定太笼统，还需不断完善法律和行政法规，严格规范执法行为。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2011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规定，强制搬迁，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政府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可据此执行强拆。但是该条例只是行政法规，还不是法律。
近年来，因强行征地拆迁频频引发“自焚”事件：2003年 9月15日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身上泼汽油后点燃；2008年4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发生“自焚”事件；2009 年2月13日内蒙古赤峰发生“自焚”； 2009年10月28日山东省青岛市张霞；2009年11月四川省成都市唐福珍；2009年12月16日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席新柱；2011年11月福建漳州龙文区后坂村也发生“自焚”事件。最严重的是2010年9月江西宜黄事件造成一死二伤，导致8名相关责任干部被行政问责，其中县长和县委书记被就地免职。“没有强制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宜黄的快速发展”、 “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成了最雷人的网络语言。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会同有关省、区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对2011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其中副省级1人，市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以下3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
　 二、行政强制法的立法亮点及其现实意义
　 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宗旨是：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该法第四至第八条确立了五大原则：①法定原则；②适当原则；③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④不得谋利原则；⑤保护相对人权利原则。具体有以下新规定。　　
　1、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是否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是规范行政强制的首要问题。规范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是主要立法目的之一。该法第9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①限制公民人身自由；②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③扣押财物；④冻结存款、汇款；⑤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第10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财物和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截止2010年上半年，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有96件。其中，17件是在法律对特定事项作了原则规定，同时授权国务院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情况下，国务院在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
该法第11条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2、行政强制权不得委托
　　行政处罚法颁布后，为治理“三乱” 问题，防止多头执法和重复罚款，使得如城管、文化执法大队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部门应运而生。
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该法第22条还规定，查封、扣押应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冻结存款、汇款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不得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冻结存款、汇款。
2008年，上海交通部门出现钓鱼执法打击黑车情况，受到网民批评。“钓鱼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法主体不合格，交通执法人员雇佣没有执法权的农民去钓鱼——把黑车司机骗到指定地点，“钓钩”在付车费时，乘机关掉汽车电门开关、拔出车钥匙。在附近等候的执法人员一拥而上，把司机带回去做笔录并且每车罚款一万元。
当然，该法还明确规定代履行问题。代履行是在当事人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代为履行的一种执行方式。现有13部法律和19件行政法规规定了代履行，主要涉及维护交通安全、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等事项。第50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第51条规定，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代履行不得采用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方式。
　　3、限制人身自由不得超期
　　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程序，用一道道严密的程序来约束行政机关，是这部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
　　该法第19条至20条规定，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在紧急情况下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在返回行政机关后，立即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该法第18条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的规定，如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等。
　　4、强制执行不得“夜袭”
法治依赖人文关怀的支撑，法治最终体现人文关怀。综观行政强制法，很多条文采用禁止性规定，体现依法行政、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如第23条规定，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当事人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不得重复查封。第43条规定，除紧急情况之外，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5、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行政强制立法的目的不是强化行政强制，而是减少行政强制。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该法第16条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42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应当履行。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
　　法律也为违法建筑当事人自行拆除违建提供了时机和余地。该法第44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6、畅通权利救济渠道
　　行政强制法第8条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强制权侵害时，规定了全面的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该法第41条规定，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依法给予赔偿。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参与权、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监督权、举报权、控告权、复议权、诉讼权、索赔权等。老百姓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民告官），并申请国家赔偿，也可以同时向纪检监察部门投诉。所以该法既是行政监督法，又是行政救济法。
总之，当今中国处于转型期、社会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分析立法亮点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贯彻执行我国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而且，这些新精神、新规定是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滞后内容的一种超越和批判，因此有关机关必须加紧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凡与本法不相符合的滞后内容应作出修改或废止，并尽快完善实施性规范和制度。行政强制法具有完整的规范体系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结合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学习宣传和教育培训，让行政执法人员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对此能有正确认识，掌握相关能力，自愿给力协助，这是行政强制法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的思想基础、主体因素和社会条件，也是综合治理、维护治安稳定，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行政强制是一把双刃剑，不必担心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大，因为行政强制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既是一部“授权法”，又是“控权法”。

[参考文献]
1、陈丽平：《解读行政强制法：规范行政强制 避免权力滥用》，载于《新华网》，2011-07-04//2011-07-14.
2、《行政强制：“如何限权”牵动人心》，载于《检察日报》，2011年7月4日。
3、李江：《行政强制执行概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4、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1998年3期。

作者：洪碧华，男，漳州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室副主任、法学副教授。该文2011年08月，发表在《漳州论丛》.
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思考

寿阳县人民检察院 李常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2001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解释）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规定：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分别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做出解释或进行研讨，而且所做规定不尽相同，甚而至于还存在矛盾，说明从立法高层对挪用公款罪理论认识上是有分歧的。高法解释将挪用公款借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公司排除在挪用公款借给个人使用之外，人大解释将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未谋取个人利益的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会谈纪要中更是将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也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以笔者愚见，甚为不妥。
一、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款的使用权，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每一笔公款其所有权或为国有，或为集体所有，或者是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经费，或者是应上交国家利税，或者是企业公积金或公益金，或者是预提职工福利等。任何单位，任何人都无权挪给其他个人使用，而无论形式上是个人决定，还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都无权改变公款的用途。如果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势必侵犯公款的使用权。再者，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无论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为了单位利益，其实质都是为了一小部分人或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其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会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无论以何种形式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也包括其他借给其他单位使用），其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行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是市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资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金实力雄厚与否，有时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事实上，当某一个单位能轻而易举地筹借到公款时，往往会将其他竞争者置于不利地位，从而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在竞争中赢得有利的地位，其实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从公款出借方来说，背后往往是权钱交易，权利交易，无论披上什么合法的外衣，其受利益驱动的动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法律对人的作用称为法律的规范作用，主要有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强制作用，法律对于人们的行为起评价标准和尺度的作用。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特点，预见和估计人们相互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刑法通过打击犯罪来引导人们哪些行为是可为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为的。如果法律对以各种“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挪用公款不能认定为犯罪的话，势必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起一种错误的诱导作用，引导人们继续“合法”地挪用公款。
四、在人大解释中，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属于“归个人使用”，在该条款中，将公款借给自然人使用，并不管是否为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也不管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都属于挪用公款中的“归个人使用”。但在高法会谈纪要中却将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也就是说单位负责人既为了单位利益同时也为个人谋取了利益，将构不成挪用公款罪。虽然高法会谈纪要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但对审判实践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并且根据“疑罪从无”的精神，这样的行为很难认定为犯罪，也就是说高法的会谈纪要使人大的立法解释形如空文，确有司法侵犯立法之嫌。
综上所述，现行法律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虽然规定较多、较细，但是既缺乏法理依据，实践操作性又差。为此，笔者建议挪用公款的主体应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是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前述第一类人员只要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即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第二类人员则要区分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对于挪用公款的使用人的界定也应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人，第二类是单位，确切地说是指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自然人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挪用公款的动机则不应将为个人或为单位谋取利益成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