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正式规定了探望权制度，这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借鉴西方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与成果。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既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情感与人格的健康发展，同时又有利于满足父母亲的情感需要，进而促进父母亲双方更好的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这对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修改的《婚姻法》增设探望权制度至今已达11年之久，虽然立法为探望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法律实践的中，法院处理探望权纠纷却是非常的棘手，探望权在我国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实现。

　　一、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这些关于探望权制度的法律规定，为解决离婚双方探望子女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对维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稳定及家庭安宁正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实体权利，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尚有不少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

　　1.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

　　自从探望权制度实施以来,其法律关系主体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司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只明确规定了非直接抚养方的父亲或母亲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然而对于没有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近亲属却不拥有探望的权利。这样的局面既违背人情,也与我国的亲情伦理相去甚远。在我国,自古就有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以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整个复杂的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到现在,家庭内部人员通常居住在一起。在我国,几世同堂的现象依然非常的普遍。由于生活习惯与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一些长辈特别是祖父母一类的近亲属,对孩子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与寄托，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以探望的权利,实在有违我国上千年的善良风俗,不利于我国传统美德的维护与发扬。另外一方面,法律既然规定了孙子女有接受祖父母、外祖父母遗产的权利,那么从权利义务对应角度去分析,不给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也正好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

　　2.弱化儿童利益的关键地位

　　事实上,整个探望权制度的基础就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应该成为整个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关键,要把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放在中心的位置。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上观察,都在过多、过重的强调关注父母两方关于探望纠纷解决途径问题,一味的考虑父母两方的具体利益,对于孩子的具体地位法律规定得不是很明确。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限制了未成年子女的合理要求与合法利益。现实中许多孩子事实上任由父母两方摆布的现象正赤裸的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法律不给予孩子的足够尊重,不给予他们表达与发表意见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去谈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了。虽然未成年子女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依然具有独立的人格,理应得到法律的平等尊重,尤其是在探望权问题的纠纷方面,更要摆脱孩子受父母依附的局面。

　　3.执行措施规定不完善

　　从确立探望权制度到现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执行难的问题,很可惜的是,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几个简单的条文,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作出具体可行的规定。现实中有着许多难以执行的案件,由于没有法律作为依据,法官只能凭借自由裁量的司法行为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我们知道,一项法律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就等于权利虚设,在当事人心里也自然产生不了法律威慑力而丧失法律的权威性,探望权的实现也无从谈起,整个制度的构建也将落空。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不同于民法上诸如财产、物等标的,探望权的执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明确的是,探望权执行的标的不是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而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协助行为。

　 4.非婚生子女利益保护缺失

　　产生探望权的基础自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探望权问题的解决也成为离婚的“善后事宜”。既然探望权问题是基于离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这项法律权利,因此很容易使人误解问题的来源就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婚姻法》与《继承法》都给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从法律平等再到人的平等,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并没有澄清针对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制度的设置问题。在现实世界里面,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甚至通奸、强奸、非法同居等,产生的子女抚养问题屡见不鲜。本着保护这类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有必要增加规定针对这类非婚生子女探望权的条文。事实上,这类未成年由于处于更加弱势的局面, 特别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探望权制度却忽略了这点,表明我国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5.中止执行理由不具体

　　《婚姻法(修正案)》第38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以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作为决定是否中止探望的标准是西方国家普遍一致的看法,我国在针对探望权中止事由方面,采纳了这种理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同时也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但是笼统、概括和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操作上却很难把握。在司法实践中,究竟何种情形才属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情形,完全要靠法官来自由裁量。这种做法虽然给当事人协商一致留下了余地,但是却不利于矛盾迅速合理的解决。其次,从理论上,究竟怎样才算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有人简单的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事由,但是结果却是有许多父母本身对孩子十分关爱,只是因为一时冲动才触犯法律。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显著较轻，从刑罚的教育功能角度上看,如果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具体事由,将不利于实现刑罚的改造功能,而只会加剧当事人仇恨社会的心理。因此,针对“收监”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践中,许多夫妻离婚以后,为了达到不让对方探望孩子的目的,就随意利用法定的中止探望情形来阻止对方探望。有些夫妻在离婚时产生的矛盾比较激烈,互相仇视,经常在子女面前数落对方的缺点和过错,使对方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被贬低,导致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出现偏差,同时也增加了司法操作的难度。

　　6.法院淡化裁判功能

　　在处理探望权案件的过程里,法官通常的做法是：当事人协商一致优先。由于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简单的几条,而现实的案件却是十分的复杂,法官很难在复杂的纠纷中凭借裁量行为来及时解决矛盾。因此,通常是遵照当事人的协商结果,淡化自身的裁判功能。而事实却是,离婚当时人矛盾一般都比较尖锐,互相仇恨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要在一时达成一致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说对于他们自身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走漫长的协商之路,但是对于探望权问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切实利益,由于未成年子女一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时候法院就应当发挥裁判功能,无论是从社会公益角度上讲,还是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角度上看,法律的裁判的作用就应当及时必要的介入。这样的话,就限制了许多父母一致协商为借口,推脱相互之间的抚养责任。因此法院应该协商优先的前提下,及时的作出合理的裁判,发挥法院的裁判功能。

　 二、完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措施

　　根据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现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经验，关于探望权制度，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点予以完善：

　 1.适当扩大主体范围

　　参酌我国国情，笔者以为，应当明确（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主体地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不但符合我国的国情、人伦和法律原理，而且是国际公认的立法理论。另外，在赋予（外）祖父母探望权，同时，为贯彻探望权立法宗旨，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有必要对（外）祖父母做一些规定，享有探望权的（外）祖父母应具备以下条件：（一）经济状况良好；（二）有利于孙子女成长的轻松愉快的家庭环境；（三） 与孙子女之间的感情融洽；（四） 与孙子女在其父母离婚前曾一起生活过；（五）身体健康，无其他传染性疾病；（六）无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小孩的犯罪行为。

　 2.突出儿童利益的中心地位

　　我国在立法完善时，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626条第（3）项规定：“与父母双方进行交往，通常属于子女的正当权益。子女与其他的人有联系的，在子女与其交往时，适用相同的规定，但以维持此种联系有助于子女发展为限”。在未成年子女提出要求探望父或母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应为其实现探望权提供帮助。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不同意子女的请求不提供帮助或不同意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出探望权之请求时，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或委托少年儿童维权机构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职责，子女也可直接向少年儿童维权机构申请其代为行使。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或母会面、交往或暂时共同生活的正当需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探望权诉讼中，在确定探望权行使的时间、方式时，应尊重有识别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思表示，探望权的行使应体现子女的意志。在决定中止探望权时也应尊重子女的意愿。当事人提出中止行使探望权请求时的在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中应明确，应征询双方的意见和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3.完善探望权执行措施

　　我国现有有关法律对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有关探望子女的义务的保障措施有限，由于不能也不应强制执行子女的人身及探望行为，因而有时在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强制措施后，仍难以实现探望权。因此，可参照国外立法的一些规定，在婚姻法中明确直接抚养人的协助义务，加重其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责任：（1）对因直接抚养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而导致行使探望权的一方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每一次都要补偿探望权人一定数量的款项。（2）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有探望权的父或母多次不能实现探望权的，可在考虑子女的学习、生活便利等基础上，将未实现探望权的时间累加起来，确定一段时间由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短期内与子女共同生活。（3）应规定对探望权人探望子女后，未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时间将孩子送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行为的处理。如规定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可以此为由申请中止行使探望权。并明确申请人可在探望权人未将子女送回之日起一定的期限内可申请强制执行。

　　4.增加保护非婚生子女利益的规定

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宿州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宿政〔1999〕25号 1999年12月27日）


宿州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规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性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家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实施对社会、经济、技术、自然资源的管理和监督而收取的费用;事业性收费；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提供特定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第三条 市物价、财政部门负责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工作，各县区物价、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它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收费单位），匀应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国家行政机关在职责范围内办理公务，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准收费，也不得将职责范围内的行政管理工作转移到所属事业单位借机收费。确因社会、经济、技术、资源管理需要必须收费的，按收费管理权限报批。


第二章 收费项目和标准的审批


第六条 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必须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后，由财政部门会同物价部门报省财政部门；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由收费单位向同级物价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后，由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报省物价部门。未经省财政、物价部门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不得作为收费依据。


第七条 需要制定和调整由省委托本市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由县区物价、财政部门或市直业务主管部门提出具体方案,报市物价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审批。


第八条 凡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未经中央、省两级财政、物价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共同审核并联合发文的有关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不得作为收费依据。


第九条 转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文件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未经省以上物价、财政部门同意，不得作为收费依据。
政府各业务主管部门代政府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草案中，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必须以法律法规或有效批准文件为依据。


第三章 收费管理


第十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收费许可证》由县级以上物价部门核发。收费单位应于收费前30日内到同级物价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申领《收费许可证》应填写《收费许可证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文件或资料：
（一）有权机关批准的本单位机构编制和经费来源情况的文件或文件副本；
（二）批准设立收费项目和核定收费范围、收费标准的文件；
（三）其他应提交的证明文件。
经物价部门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核以《收费许可证 》。《收费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


第十一条 收费单位依法分立、合并、撤销、停业、迁址、改变名称或者改变收费性质、收费项目和调整收费标准的，必须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或变更《收费许可证》手续。


第十二条 物价部门为收费单位办理核发、变更、注销《收费许可证》手续后，应将办理情况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收费单位要在收费场所悬挂《收费许可证》，公布收费标准，实行亮证收费。


第十四条 收费单位收费时，必须按规定使用财政部门印制或监制的票据。使用的票据，由收费单位凭《收费许可证》到财政部门办理票据购买手续后按规定购买。


第十五条 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工作人员，必须经物价部门培训合格并领取《收员证》，收费时持证上岗。


第十六条 收费单位向企业收费时，收费前必须到同级物价部门开具《涉企收费审批通知书》。收费单位工作人员应持《收费许可证》、《收费员证》，按《涉企收费审批通知书》规定的项目、标准收费，并填写《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卡》。


第十七条 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缴费明白卡》制度。收费单位要严格按照《缴费明白卡》所标明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凡超出《缴费明白卡》标明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私营企业和个休工商户有权拒付。


第十八条 凡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收费，被收费单位和个人应及时足额交纳。
凡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收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拒付并向物价、财政部门检举。


第十九条 收费单位无权擅自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确需减免的，由收费单位签署意见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本级政府审批。国家和省另有规定减免的除外。


第二十条 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年审制度。年审工作由各级物价、财政部门负责。年审具体内容是：
（一）收费项目是否经过审批，有无国家和省批准的合法收费文件，取消的收费项目是否停止执行，
（二）有无扩大收费范围、擅自设立和分解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三） 是否办理《收费许可证》、实行亮证收费;
（四）是否按规定使用了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票据；
（五）收费资金是否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是否按规定使用，有无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六）其它应审查的事项。
年审合格的，由设在物价部门的年审办公室在被审单位的《收费许可证》上加盖年审专用章。年审不合格的，限期整改。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一条 各级物价、财政部门依法对收费单位收费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收费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予以查处。


第二十二条 下列行为属行政事业性收费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一）越权批准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的；
（二）无《收费许可证》擅自收费的；
（三）不按《收费许可证》的规定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的；
（四）不实施管理行为或不提供服务而收费的；
（五）未按规定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票据或无票据而收费的；
（六）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收费许可证》而继续收费的；
（七）不按规定公布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而收费的；
（八）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强行服务，强买强卖，搭车收费，从中牟利的；
（ 九）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集资、赞助等形式变相收费的；
（十）未经批准，擅自在银行开设帐户的或多头开户的；
（十一）违反综合财政预算管理办法，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的；
（十二）违反财经纪律，滥发奖金、补贴、实物的；
（十三）未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本单位财务统一管理的；
（十四）截留、挪用、坐支和私分收费资金的。


第二十三条 有前条情形之一的，由物价、财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根据情节给予以下处罚；
（一）通报批评；
（二）警告；
（三）责令停止和纠正违法行为；
（四）责令将全部非法收费款退还给被收费单位或个人，不能退还的予以没收上缴财政；
（五）罚款；
（六）吊销《收费许可证》。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同时，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建议监察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得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各级物价、财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物价局、财政局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