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


陕西省地方立法条例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


（2001年2月19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地方立法权限
第三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五章 西安市地方性法规批准程序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修改与废止
第七章 地方性法规的适用与备案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地方立法活动，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和效率，充分行使地方立法权，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西安市地方性法规的批准，适用本条例。
西安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省人民政府和西安市人民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地方立法的原则：
（一）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
（三）从本省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发展决策相结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五）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第二章 地方立法权限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需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法律规定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规定的事项；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立法的事项；
（四）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五）国家专属立法权限以外，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
（六）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下列事项，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法律规定应当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涉及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事项；
（三）省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其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本省特别重大事项。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地方性法规；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与该地方性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六条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西安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性规定。
第七条 在地方立法权限内，涉及下列内容的，应当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一）创设权利、义务的；
（二）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要权益的；
（三）政府规章无权设定的行政处罚的；
（四）对财产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的；
（五）需要司法机关保障和执行的。

第三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九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条例第四章规定的程序审议后，再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或者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二十日前将地方性法规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一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参加，回答询问；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二条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十三条 法制委员会对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规案过程中，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专门性问题，召集有关代表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应当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五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或者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行审议，作出决定，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
第十六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付诸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七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一步修改，提出法规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全体代表过半数同意即获通过。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由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由有关委员会审议、审查，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由有关委员会审议、审查，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法规案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有关委员会审议、审查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一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提案人应当在会议举行前三十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分送法制委员会、有关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除特殊情况外，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会议举行七日前将法规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二条 法规案一般应当经过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方可付诸表决。
作部分修改的法规案和废止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经过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付诸表决。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法规案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诸表决，交法制委员会进一步研究修改后，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规案时，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作部分修改的法规案，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和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和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规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参加，回答询问；根据会议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五条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可以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二十六条 法制委员会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工作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以及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二十七条 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应当就法规案的有关问题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调查研究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实地考察等形式。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将法规草案或者法规草案修改稿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根据需要将意见整理后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八条 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要权益的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或者草案修改稿登报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对法规草案或者法规草案修改稿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送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
第二十九条 法规案在付诸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常委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条 法规案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诸表决，交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进一步研究。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暂不付诸表决两年内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或者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意见而搁置审议满两年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一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即获通过。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章 西安市地方性法规批准程序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经审查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常务委员会会议对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一般实行一次会议审查决定。
第三十四条 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先交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审查认为，该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提出审查意见的报告和批准决定草案，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对抵触的部分进行修改，也可以报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退回报请批准的机关修改。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与省人民政府规章对同一事项规定抵触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三十五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作报请批准法规的说明，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作审查意见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会议对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到会，回答询问。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将批准决定草案提交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该地方性法规即获批准。
第三十六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报请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在批准决定草案付诸表决前，报请批准机关要求撤回的，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对该地方性法规的审查即行终止。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公告应当载明批准机关和批准日期。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修改与废止
第三十八条 省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权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省地方性法规有以下情况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地方性法规规定的。
西安市地方性法规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省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要求。
第四十条 省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拟订，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一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省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分组会议审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省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即获通过。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解释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省地方性法规解释与省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十三条 省地方性法规的修改，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第四章有关立法程序的规定执行。
批准西安市地方性法规修改决定的程序，依照本条例第五章有关规定执行。
修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应当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并重新公布修改后的地方性法规全文。
第四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有权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的提案人，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省地方性法规废止案。
法规废止案的审议和表决，依照本条例第三章和第四章有关立法程序的规定执行。
省地方性法规的废止，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作出废止决定，也可以在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作出废止规定。
批准废止西安市地方性法规决定的程序，依照本条例第五章有关规定执行。
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应当公布。

第七章 地方性法规的适用与备案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适用。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适用。
第四十六条 省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省人民政府规章和西安市人民政府规章。
第四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不溯及既往，但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而作出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四十八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同一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属省地方性法规的，由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属西安市地方性法规的，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第四十九条 西安市地方性法规与省人民政府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如何适用时，由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者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第五十条 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提出裁决决定草案，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裁决决定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即获通过。
第五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地方性法规报送备案的具体工作。
第五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省地方性法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听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后，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修改情况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不适当的西安市地方性法规。
改变或者撤销地方性法规的程序，依照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五十四条 提出法规案，应当同时提出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地方性法规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地方性法规时，应当提交书面报告、法规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第五十五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六条 付诸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通过的法规案，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地方性法规，可以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第四章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经省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未获通过的法规案，提案人重新提出的，应当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地方性法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要权益或者需要做必要的实施准备工作时，从公布到施行的日期一般不少于三十日。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地方性法规的公告，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和施行日期。
省地方性法规连同公告，应当及时在《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陕西日报》以及全省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陕西日报》应当在省地方性法规通过后十日内予以刊登。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刊登的省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的类别名称可以称条例、规定、办法、规则。
地方性法规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编、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达，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地方性法规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西安市地方性法规标题的题注还应当载明批准机关、批准日期。
第六十条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对省地方性法规有关具体问题的询问，可以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备案。重要问题的答复，应当报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
第六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省地方性法规的汇编、出版和译本的审定。
省地方性法规的条文释义，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组织编写和审定。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9年9月23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同时废止。


2001年2月19日
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及实际功效分析

　张瑞萍（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12）

　近年来，国际上的反倾销案件不断增多，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所发起的倾销指控也时有发生，而且其数量之多、所涉金额之大以及所征收的反倾销税的税率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种状况，许多人对反倾销法的作用提出了怀疑，甚至认为它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工具。如何评价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及实际功效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国际贸易中的倾销是指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行销售的行为。尽管各国的反倾销法对倾销行为都做出了惩戒性规定，但在理论界，对于低价销售行为应否征收反倾销税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基于经济学理论对反倾销提出了指责，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倾销作为一种价格歧视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平等待遇和机会，是限制竞争行为，因而对其加以管制是正当的户也有人试图从其他的方面如分配正义理论，社团理论来论证反倾销法实施的合理性，但也未获得一致的认可产自开始采取反倾销做法以来人们就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反倾销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但在80年代之前，因仅有美国和其他少数发达国家单方面对贸易对手实施反倾销法，反倾销问题并未象现在这样受到广泛的关注。但随着《关贸总协定》的多轮削减关税的谈判的不断深入，关税的限制进出口作用的逐渐降低，各国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反倾销法（许多国家在制定其反倾销法时以美国的反倾销法为蓝本），以反倾销税的方式来限制某些商品的进口，使世界上的反倾销案件的数量急剧上升。反倾销税是在商品进口时由进口商承担的；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关税的一种，但事实上由于它在纳税主体、应税商品和税率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使其在具体适用上比透明度较高的关税更为方便，因而更为进口国所乐于采用，特别是对那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来说，采取反倾销这一为国际法律规范所允许的措施更具有实际意义。于是许多国家以反对不公平竞争和保护国内工业不受损害为由，经常动用反倾销程序以阻止它国商品的进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反倾销的作用提出了更多的质疑，有人认为反倾销已成为进口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

“反倾销具有名为反对不公平竞争，实则形成非关税壁垒的特点”。也有人认为，反倾销法本身具有两重性，其积极的一面是保护公平竞争，保护民族工业；其消极的一面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还有人基于实施反倾销对进口国工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反倾销的的作用提出了疑义。

不仅在理论界可以听到人们对反倾销法的不同评价，各国政府的实践也容易使人们对反倾销法的价值认识模糊，因为许多国家都已制订或正在制订自己的反倾销法，但同时又在指责它国的反倾销程序的运用是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尽管在国际反倾销领域中充满着疑义和冲突，但认真分析起来，这种疑义和冲突主要体现为两个问题，即：应不应该制定反倾销法以及反倾销法的实际作用是否与其立法宗旨相一致。前一个问题是对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的评价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对反倾销法的实际功效的认定问题。

二、对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分析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对不同的人的需求的不同程度的满足或拒绝承认即为法律的价值取向。一种法律制度能否为人们带来利益和为哪些人们带来利益，是判断其价值的出发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在这些不同的需求中，有一些是人们的共同需要，而另有一些需求则是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所特别追求的，在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之下的各种社会实体尽管有着某些共同的需求，但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其追求的目标又会各有差异，这些本同的需求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矛盾。例如对于倾销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尽管能够满足因低价销售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企业的需求，使相关的企业的利益得到保护，但对于享受低价商品的好处的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利益的丧失。对于国家来说，在创设每一项法律制度的时侯，都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社会利益的平衡，而当两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无法协调时，它就必须做出取舍，这就表现出一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在反倾销问题上，国家既需要消除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为本国工业的膛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又有义务为本国的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福利。允许外国产品在本国的倾销可使国内的消费者获得廉价的商品，但却会使本国的相关产业受到损害；而阻止外国倾销产品的进入虽可使本国的产业得到保护、却需要本国的消费者为此付出代价。在这里，国家必须在保障民族工业发展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前一种利益的满足必然意味着后一种利益在某种程度的丧失。由于考虑到外来产品的倾销不仅会直接损害本国的相关产业，而且从长远角度观察也会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多数国家选择了以反倾销法对本国的相关产业提供保护。

反倾销法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法律所要抑制的是外国产品的低价进口所导致的不公平）公平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理解。反倾销法所反对的由倾销引起的不公平主要是指由于低价进口而在进口国国内工业和劳动就业方面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与倾销商品直接竞争的国内生产者由于价格上的劣势而被迫退出市场，从而导致国内工人的失业，受影响的生产企业的股东失去资本，相关的行业受到损害直至被外国企业所控制，社会秩序失去稳定性。尽管反倾销税的征收增加了进口产品的销售价格，剥夺了消费者从低价进口的商品中的获益，但这种利益的短暂损失与国内工业的长远发展相比是值得的，因而也是公平的。

有人认为，反倾销法只有对国际掠夺性定价加以禁止才是合理的，而对于其他的低价销售行为的禁止则不符合市场营销规律，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企业以低于国内价格、甚至低于成本销售其产品，也不应认定为倾销，因为企业必须根据不同的需求环境制定不同的价格水平以增加利润或降低损失。应该承认，从企业营销策略上考虑，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不在于考虑对个别的人是否公平，而是要考虑满足哪些人的利益才更为公平。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停产而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向他国销售产品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如果这种低价销售对进口国的有关工业产生了实质性的损害后果则又是不合理的；而制止这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的低价销售就是反倾销法的公平所在。如果一国在劳动力）原材料等方面成本比较低，那么它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商品的价格与生产成本较高的其他国家的产品相比自然占有优势，这当然不会受到反倾销法的追究。但如果这种价格上的优势不是基于低成本所获得的，而是基于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垄断或其他原因，那么受害国政府自然不能任凭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本国工业造成损害。

从各国的有关实践看，通过反倾销法予以保护的行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形成竞争能力的幼稚产业；另一种是已失去竞争能力的转型产业或停滞产业，前者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后者则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幼稚产业是一国经济的新生儿，是一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希望，在一定的期限内对幼稚产业实施保护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停滞产业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属于应淘汰的产业，不应给予保护，但如果任其倒闭，则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为尽量避免或缓解本国停滞产业过快衰落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对其提供适当的保护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促进世界自由贸易为基本目标的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一系列反倾销规则并没有对什么样的行业可给以保护做出规定，而仅规定了可以对由于低价倾销行为受到损害的工业提供救济，这是关贸总协定面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做出的现实的选择。也就是说，关贸总协定没有对停滞产业的保护做出禁止性的规定，而是将对于这类产业是否给予保护的权力赋予了各缔约国，可由各缔约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决定。但应该看到，对落后产业的持续保护会阻碍本国的产业结构的转换并减少社会的总福利，对外国有竞争力的产品表现为极大的不公平，许多发达国家通过反倾销法对其停滞产业所实施的保护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因而有人认为反倾销法中的公平概念是“生来的含糊”，并评价它“是一国在世界经济中失去霸主地位时的心态上反映”。

三、反倾销法的实际功效分析

维护公平竞争，使本国的相关产业免受倾销进口产品的损害，可以说是各国的反倾销法的共同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是《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和随后制定的一系列反倾销守则赋予缔约国对倾销行为予以干预的权力并对这种权力加以规范的初衷。但事实上，人们对反倾销法的实施普遍怀有忧虑。如果人们对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不加怀疑，而对反倾销法的实际作用却感到不安，那就是说，或者是反倾销法的实际功效与其立法宗旨发生了偏离，或者是人们对反倾销法的实际功效的认识出现了误差。

反倾销法的实际功效与立法所追求的价值是可能发生偏离的，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尽管各国的反倾销法所选择的价值取向大致相同，但差别仍然是存在的。虽然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的反倾销法不得与国际反倾销法律规则相抵触，但由于国际反倾销规则无法制定得十分具体，所以各国的反倾销法的品质也就会出现差异，不能排除某些国家在确立其立法宗旨的时侯也潜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这种差异也许并不表现在立法宗旨的明文规定上，但却可以从某些具体的条款规定上表现出来，例如规定不合理的反倾销税的计算方法，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规定不合理的计算倾销差额的方法等。如此而实施的反倾销法自然会脱离其公开标榜的立法宗旨；第二、法律是由文字表现出来的条文构成的，一般来说，法律条文应该是严格准确的，但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规范，法律条文又不可能同某一社会现象完全吻合，因而法律的适用离不开执法者依据其法律意识所作出的解释与判断，所以，法律的适用结果（法律的实际功效）也就可能与立法意图出现偏差。第三、在实践中，出于政治形势和其他方面的需要，一国可能滥用反倾销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明知其行为的后果是与反倾销法所追求的立法目的是相违背的，但为了某种眼前的特殊利益，不得不临时做出与法的价值取向不同的选择。1993年，墨西哥政府对我国4000多种出口商品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反倾销调查，反倾销税率竟然高达110596。这次反倾销调查是明显地滥用程序，但基于当时的国内外的形势，墨西哥政府还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对于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反倾销立法和反倾销程序的滥用，国际社会是持否定立场的；当国际社会还不能就此制定出统一而严格的守则时，只有通过有关国家的反报行为来阻止这种偏离。

也应该看到，有时人们认为反倾销法的实施偏离了其立法宗旨，其实是因为其看问题的角度与他人不同。当一国政府根据其反倾销法对某种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时，出口商、商品输出国和进口商多半会抱怨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指责进口国的措施背离了反倾销法的立法宗旨。但如果进口国所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符合其本国立法，同时又没有违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那么；就不应该认为有什么不当之处。在分析反倾销法的实际功效是否与其价值取向相一致时，应从立法者（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而不应从受到该项法律的负面影响的当事人或国家的角度来进行评价。通过反倾销调查程序对本国受到损害的产业提供保护正是在实现反倾销法所追求的目的，保护的越成功，就越说明反倾销法的立法宗旨得到了贯彻；至于进、出口商和商品输出国因此所遭受的损失，那正是确立反倾销制度时即已考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在于阻止外来产品的低价销售对本国相关产业所带来的损害。对于不具备掠夺性动机而进行低价销售的企业，反倾销措施可能显得不够公平，但这仍然是为了体现更大的公平。在实践中，反倾销措施的具体适用可能会背离其上述价值取向。各国应通过严格执法而尽量减少这种背离如果一国是有意追求这种背离（不论是在立法方面还是在司法方面），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谴责的行为，避免出现这种背离的有效方法是制定更为严格的国际规则；由受害国实施相应的报复也可限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

既然反倾销法是国际社会所允许采用的限制来自国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效方法；我们自当充分利用这种方法以保护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于1997年3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八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依据国际反倾销规则对如何认定外国商品在我国的低价倾销行为J口何确定损害以及如何征收反倾销税等实体和程序问题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的反倾销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我国制定反倾销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产业正处于建立、发展或完善阶段，这些产业能否在不断开放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上立足，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些产业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其中包括通过反倾销法制裁不公平的低价销售行为。我们对某些产业提供的保护在本质上与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依照反倾销法对相关产业提供的保护基本上是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这些产业提供保护的目的在于培养其竞争能力，当这些产业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有能力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时：自然就不需要这种保护了。

对外国公司在我国低价销售其产品的行为是否予以制裁主要是看其行为是否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是否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因而损害的确定成为是否对倾销者征收反倾销税的关键要件。我国反倾销条例第八条规定，在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以下几方面：倾销产品的数量，包括倾销产品的总量或者相对于国内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增长量及其大量增长的可能性；倾销产品的价格，包括倾销产品的价格削减或者对国内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价格的影响；倾销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倾销产品出口国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和库存；这些损害标准的确定是与反倾销守则的规定相一致的。尽管这些标准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但它们实际上是一些弹性很大的原则性规定，为进口国当局的自由裁量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如何利用这种可能性对本国的产业提供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那些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很大损害的倾销行为予以制裁理所当然，但对于那些损害轻微的倾销行为是否予以制裁则可视具体情形而定。保护国内产业并不意味着排斥竞争，只是要把这种竞争限制在适当的、本国工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虽然低价倾销行为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在不超过一定限度时，也会达到促进竞争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利于进口国的经济利盆的，另外，出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如倾销的产品是本国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大宗资源性商品，也可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也就是说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充分估价对倾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利与弊的前提下决定是否对其征收反倾销税。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和日本的反倾销实践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们的法律规定，就一种低价倾销行为是否征收反倾销税除应考察倾销行为、损害后果及其因果关系之外，还需考虑征收反倾销税对自身利益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规定既不违背关贸总协定反倾销守则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尽量减少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立法宗旨，又为其酌情处理反倾销案件提供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