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元钱”官司的思考

秦前红


时下,经常传来有某人为“一元钱”甚至“几毛钱”而诉诸法庭的报道，从而引发当事人此举是否合乎“投入产出”原则以及是否造成国家审判资源浪费的争论。我认为对此类问题应有另外观照的视角：
第一，法治的建构依据之一，就是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制度的安排应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当个人感觉权利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自主地选择救济权利的手段，他人不应在旁边指手划脚。
第二，权利原本是无价的，正如我们不可说某人的面子值多少钱，某女的贞操权可折算多少钱（荒唐如麻旦旦案），但我们无法找到更有效地救济被损害权利的手段以前，金钱补偿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之一。人在社会的角色是多方面的，人的需求也当然有许多种。一个事事做起来都要进行功利算计的人，其人生未免显得太乏味。因此，当那些觉得金钱诚可贵，尊严价更高的人，愤而拿起维权的武器时，我们应毫不吝惜地送去鼓励的掌声。
第三，法律是用来定纷止争的，道德是用来教化人类、培育情操的，这两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因此，当牺牲众人的生命去抢救一个落水儿童，当一个大学生为一个残疾人档住车轮，当一个女研究生毅然嫁给一个农民，当一个富翁散尽家产去做慈善事业时，我们只会在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意，而断不会有他们的做法划不来的想法。为“一元钱”而打官司者，或许其行为没有上述良好的动机，但其结果或许有相同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无害，其行为是否有意义也是一个不必追问的问题。
第四，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是极度缺乏的。因此即便那些为“一元钱”而打官司者，是喜欢“缠诉、滥诉”的刁民，但为了培育人们的权利意识，社会也需要对他们行为的适度容忍，这应该是一个社会为了实现正义和公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第五，维权的手段是多途径的，“打官司”是追求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也是成本最高的一道门槛。如果有更便利、更迅捷的途径，维权者有必要理性地选择其他途径。另外，有些打官司者似乎为了表白自己只是“讨一说法”、“争一口气”，而故意表示对金钱赔偿的不屑，笔者以为此举也大可不必。
2003年3月7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企业法人互相持股试点办法》的决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海南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第147次、第153次、第16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省政府决定将《海南省企业法人互相持股试点办法》第十六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视不同情况对单位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对有关责任人员单处或并处警告、2000元以上10000元
以下的罚款：
（一）有场外非法出让、转让的；
（二）出让、转让法人股的公司不按本办法及时并如实提供有关文件的；
（三）从事证券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提供不真实材料的；
（四）证券商在推荐和交易中有舞弊行为的；
（五）交易中心在出让、转让、清算和登记中有舞弊行为的。”



1997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