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立法史，立法语言风格的选择并未遵循统一的标准，但总体可分为两类，即专业化立法语言（以下简称专业语言）和大众化立法语言（以下简称大众语言）。以大陆法系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两部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例，二者虽都属于大陆法系的民法，但是在语言风格上迥异。《法国民法典》选择大众语言风格，以其浅显易懂、生动明快而广受后人赞誉，犹如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作品。与之相对应，《德国民法典》选择的是专业化语言风格，以概念细致精密、用语严格准确而著称于世。这两部法典虽表述风格迥异，但都受到世人的赞誉。


刑法立法也面临对语言风格的选择。刑法既是裁判规范，又是行为规范。作为裁判规范，其适用主体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等职业司法人员，他们对刑法的理解具有专业性。专业人员要求刑法立法语言更能体现专业性，便于专业人员操作。但刑法作为行为规范，其适用对象是普通民众，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对法律的理解多停留在浅显的字面意义上，因此，民众要求刑法立法语言应当通俗、平易、大众化。刑法立法语言究竟如何选择，既是立法技术问题，也是对立法者智慧的考量。


无论是专业语言还是大众语言，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专业语言在刑法立法中的存在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刑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某些刑事法律规范的表述应使用专业语言。在诸多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就存在这样一些必须通过概括、总结而形成的内容，这些规范是无法通过大众自发形成的，而只能以专业语言的方式表述出来。第二，为了尽可能全面表达民众意志，刑法规范也必须依靠专业的法律语言来表述。第三，在刑法中尽可能地采用专业语言，对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推动作用。当某一用语在日常用语中存在含义上的多义性时，用专业语言表达便更严谨和规范，避免产生歧义。第四，专业语言的应用可以减少法律规范中的非理性因素。刑法术语能理性地表达某一宗旨或者客观地描述某一行为特征，尽可能少地带有感情色彩。可见，立法中的专业语言具有精确性、严格性特征，因而备受一些学者青睐，这也是专业语言存在的优点和最主要的理由。


专业语言并非完美无缺，它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量的专业语言不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刑法不是单纯惩罚的工具。如果将刑法的功能界定为单纯打击犯罪的工具，则完全可以无视普通民众对刑法的理解，因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权力是由司法人员实施的，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将决定犯罪人的命运。但现代刑法的功能除了惩罚犯罪外，同样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律依据，即刑法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对人权的保护必然要求对国家刑罚权加以限制。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得以体现的，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对各种犯罪行为给予何种处罚均由刑法作出明文规定。这种明文规定不仅针对司法者，也针对一般大众——包括犯罪人和未犯罪的民众。对犯罪人来说，了解刑法的规定将对自己行为后果有明确的预期，可以防止因司法者错误裁判而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正确的裁判服判息诉，减少司法成本。对一般大众来说，了解刑法的规定，将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最低标准，远离刑法的“高压线”。大众知晓刑法，既可防止因不懂刑法的规定而畏首畏尾，导致权利萎缩，又可在他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发生后及时行使救济权。如果连自己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都不懂，人们是很难利用刑法来保护自己，那么人权保护的功能将会严重削弱。第二，大量的专业语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背离。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之一的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并且明确地规定刑罚法规，以便预先告知人们成为可罚对象的行为，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并限制司法人员适用刑法的恣意性。如果大量的专业语言充斥刑法典中，只能增加刑法的神秘感，加大社会大众对刑法的距离，徒增更多的刑法法盲。如果刑法条文不为民众理解，罪刑法定则无立足的基础。第三，大量专业语言不利于刑法规范指引作用的发挥，从而不利于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刑法的高度术语化，导致公民对刑法内容理解困难，从而难以按照刑法规范要求指引自己的行为，缺乏对自身行为的正确评价，很难正确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犯罪。由此导致，要么因此而谨小慎微，缩手缩脚，甚至连合法的权利也不敢行使，导致“人权萎缩”；要么以身试法尚不自知。这两种结果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的。第四，大量专业语言的存在会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刑法中的专业语言必然需要进行解释，解释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解释者的修养，如果司法者素质不统一，这就会出现不同的解释者对同一语词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现象。而且，即便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也可能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上诉、申诉。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对抽象的、专业化的专业语言适用于形形色色的个案，往往需要进行解释，法律解释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当事人参加诉讼，因为对刑法条文内容的不了解，因而不得不依赖于专业的律师，徒增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最后，专业语言充斥刑法，将导致刑法成为“专家法”，形成专业人士对刑法的垄断。


大众语言有其存在的理由。如前述，刑法同其他法律一样，是指导人们正确行为的规范，作为行为规范，刑法是针对一般人的、普遍反复适用的法律规范，如果一部刑法不能被一般人理解，一般人便不能按照刑法规范评价行为和做出意思决定，刑法的规制机能就丧失殆尽。此外，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明确性原则，要求刑法尽可能使用大众语言，因为大众语言源于生活，比规范用语更为直观、更为具体，因而容易被人理解；大众语言被人们长期使用，在特定的语境下较少出现含糊不清的现象；人们在阅读一部作品时，总是首先根据用语的普通意义进行理解。因此，从最大限度发挥刑法行为规范功能的角度出发，刑法立法应尽可能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写成。


大众语言的不足也很明显。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时经常使用的话语系统，大众语言具有相当丰富的词义，表意具有生动、活泼的特点，但却不具有专业语言的严格性，而法律的表意具有严密的逻辑要求。这就形成大众语言与法律逻辑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种矛盾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大部分时候大众语言能够清晰地表达立法者的意思，且符合逻辑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法条平易与逻辑严谨之间是协调的，以大众语言作为立法语言则是最佳选择。但是，大众语言有时难以完整、清晰地表达立法者的意思，或者以大众语言表达将使法条过于冗长、??拢?缧谭ㄖ械摹岸酒贰币淮剩?耸且桓鲂枰?枰越缍ǖ难?趺?剩?云浞段?枰?魅贰Ｈ粘Ｉ?钪校?嗣浅Ｒ院Ｂ逡颍ㄉ踔脸破湮?鞍追邸保?⒖煽ㄒ颉⒀黄?⒋舐椤⒁⊥吠琛⒙楣诺戎复?咛宓亩酒罚?⒎ㄖ胁豢赡茉谟泄囟酒返墓娣吨卸枷晗噶谐錾鲜鲋疃嗥分值亩酒访?疲??砸桓龈爬ㄐ愿拍睢岸酒贰蓖吵疲?燃蚪啵?植环γ魅贰?br>

由此可见，刑法不能以纯粹的专业语言写就，也不能完全是大众化的表白，关键是在专业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大，国民整体法治意识不强，缺少对法律的主动性认知意识和环境，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国情相适应，我国刑法能够以大众语言表述清楚的，就无需以专业语言表达；反之，在大众语言表达不清或者有违立法技术时，则以专业语言表达。无论是大众语言还是专业语言，都应当以追求表述明确性为目标。在明确性的前提下，刑法立法语言应当首选大众化，只有在平易的语言不能表达时才以专业语言表述。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政府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３月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此种投资将有助于促进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是，但不限于：
　　（一）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
　　（三）金钱请求权或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依照法律授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依照其法律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有效法律取得阿塞拜疆共和国国民地位的自然人；
　　（二）在阿塞拜疆领土内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有效法律设立并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而无论其组织形式或其代表身份。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利息、提成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四、“领土”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其国内法所确定的领土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毗邻区域。
　　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方面，系指：
　　阿塞拜疆的领土，包括根据国际法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内立法已经或可能被指定由阿塞拜疆共和国行使与底土、海床、大陆架及自然资源有关权利的海域和任何区域。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应为到或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缔约另一方依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了公共利益；
　　（二）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三）非歧视性的；
　　（四）给予补偿。
　　二、本条第一款（四）所述的补偿，应等于宣布征收时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价值，应是可以兑换的和自由转移的。补偿的支付不应无故迟延。

　　第五条　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暴乱、骚乱或其他类似事件而遭受损失，若缔约另一方采取有关措施，其给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六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管辖下，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与投资有关的承包工程的支付款项；
　　（七）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通行的汇率进行。

　　第七条　如果缔约一方或其代理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做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作了支付，缔约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任何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缔约一方或其代理机构，并承认缔约一方或其代理机构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原投资者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应在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并由缔约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任何一方可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履行此项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依照本协定的规定和缔约双方均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作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双方应负担各自委派的仲裁员和其代表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量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如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选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头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提出仲裁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委任。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约束力。缔约双方根据各自的法律应对强制执行上述裁决承担义务。
　　七、仲裁庭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缔约双方所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八、争议各方应负担其委派的仲裁员和其代表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庭的其余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负担。

　　第十条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一条　本协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二条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不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信息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引起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任何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作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巴库举行。

　　第十三条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并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五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第一至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十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阿塞拜疆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国华　　　　　　　　　　哈桑·哈桑诺夫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