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以构建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为契入点

王硕　郭春枝（助）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选择移植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样将其根植于社会主义土壤，充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应对的又一难题。本文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对于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本土化面临的困惑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法律移植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法律现代化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律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律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律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法律移植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 移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指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基石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制度是我培植而否决该项制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考虑移植的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性，需要我们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需移植制度生长的更好的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勤华等著：《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王晨光.不同国家法律间的相互借鉴与吸收——比较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A ] . 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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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双元、蒋新苗、蒋茂凝：《中国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5】朱景文著：《现代西方法社会学》，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
【6】周领军.试论诉辩交易何以可行[J ]，政法论坛，1995（3）。
【7】李辉，丁雯.应尽诉辩交易制度初探[J ]，前沿，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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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一条
（紧急行为之实施）
一、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实施紧急之行为，或实施如延误作出可能对取得或保存证据又或发现事实真相构成危险之行为，尤其是在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第二百七十六条所指之情况下听取该两条所指之人之声明。
二、听取声明须遵从为听证而定之手续进行。
三、上条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二编
听证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三百零二条
（听证之公开）
一、审判听证须公开，否则为不可补正之无效，但主持审判听证之法官决定排除听证之公开性或对听证之公开作出限制者，不在此限。
二、第七十七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三、排除听证之公开性或对听证之公开作出限制之决定，须尽可能在听取有利害关系之各诉讼主体辩论后方作出。
第三百零三条
（听证之纪律及工作之领导）
一、维持听证纪律及领导有关工作属主持审判之法官之权限；第七十五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二、作出关于维持听证纪律及领导有关工作之决定无须经任何手续；如法官认为不影响将采取之措施之适时性及效力，得口述该等决定，以作成纪录，并在作出决定前先听取辩论。
第三百零四条
（维持纪律及领导之权力）
为维持纪律及领导有关工作，主持审判之法官负责作出下列行为，但仍保留其依法获赋予之其它权力及应负之义务：
ａ）如认为对发现事实真相属必需者，则进行讯问、询问、检查及作出其它调查证据之行为，即使不依法律就该等行为所规定之次序为之；
ｂ）如认为对发现事实真相属必需者，则以适当方式命令任何人到场及命令作出法律容许之任何声明；
ｃ） 在法律容许之情况下命令阅读文件又或侦查笔录或预审笔录；
ｄ） 接受宣誓及承诺；
ｅ）采取法律容许之一切必需或适当预防措施、纪律措施及强制措施，以终止扰乱听证之行为及保障所有诉讼参与人之安全；
ｆ） 确保有辩论及阻止发问法律不容许之问题；
ｇ） 指挥及引导讨论，特别是禁止一切明显无关或拖延时间之行为。
第三百零五条
（听证时在场之人在行为上之义务）
一、听证时在场之人在行为举止上，不应损害工作之秩序及破坏听证规则，以及损害诉讼参与人行为上准则之独立性及行为上之自由，且应尊重听证地点之尊严。
二、上款所指之人特别须：
ａ） 服从关于听证纪律之决定；
ｂ） 行为举止庄重、保持肃静、不戴帽及须坐下；
ｃ）不携带具扰乱性之对象或危险对象，尤其是武器，但负责法院保安之实体携带武器者，不在此限；
ｄ） 不就听证之过程发表感受或意见，尤其是赞同或不赞同之感受或意见。
第三百零六条
（嫌犯之状况及行为上之义务）
一、嫌犯出席听证时在人身上不受束缚，即使其正被拘留或拘禁者，但为预防其有逃走或作出暴力行为之危险而必须防范者，不在此限。
二、在可能情况下，被拘留或拘禁之嫌犯系最后进入且最先离开听证室之人。
三、嫌犯亦须遵守上条规定出席听证者须负之行为上之义务。
四、在听证过程中，如嫌犯不给予法院应有之尊重，则对其作出警告；如嫌犯继续如此，须命令将之收容于法院之附属设施内，但嫌犯仍得在最后讯问及判决宣读时在场，并有义务在法官认为其必须在场时返回听证室。
五、依据上款规定离开听证室之嫌犯视为在场，且由其辩护人代理。
六、如嫌犯在某次开庭期间被命令离开，则该命令之效力仅限于该次开庭。
七、第七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零七条
（律师及辩护人之行为）
一、如律师或辩护人在陈述或提出声请时作出下列任一行为，则受到主持审判之法官有礼貌之警告：
ａ） 不给予法院应有之尊重；
ｂ） 以明显及滥用之方式设法拖延或妨碍工作之正常进行；
ｃ） 使用具侮辱性或诽谤性之言词，又或不必要之粗暴性或攻击性言词；或
ｄ）作出或煽动作出与诉讼程序无关之评论或阐述，而该等评论或阐述对明确该诉讼程序上之问题系毫无作用者。
二、如律师或辩护人受上款所指之警告后仍继续作出上款所指之行为，法官得禁止其发言，且不妨碍可能对其进行刑事程序及纪律程序；如属辩护人，法官得交由其它律师或适当之人负责辩护。
第三百零八条
（辩论）
一、就听证过程中出现之附随问题，由法院在听取就该等问题有利害关系之诉讼主体陈述后作出裁判。
二、在听证过程中提出证据必须遵从辩论原则。
第三百零九条
（听证之连续性）
一、听证系连续进行，听证之进行无任何中断或押后，直至终结为止。
二、在同一听证中，可容许确实必需之中断，特别是为着各参与人进食及休息；如听证不能在其开始之同一日内终结，则将听证中断，以便在随后第一个工作日继续。
三、仅当发生下列情况，而单纯中断听证不足以排除有关障碍时，以及在本法典所规定之其它情况下，方得将听证押后：
ａ） 不能实时被替代且依法或依据法院批示必须在场之人缺席或不能参与听证；
ｂ） 绝对有需要调查听证时未获得而其后方获得之任何证据方法；或
ｃ）听证前或听证期间出现任何审理前之先决问题，而该等问题之解决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要，且该等问题使听证极不适宜继续。
四、如听证中断，或听证押后之时间不超逾五日，则听证再开时接续进行中断或押后前作出之最后一个诉讼行为。
五、凡押后超逾上款所指时间者，必须先经主持审判之法官之批示；再开听证后，法院依职权或应声请，立即决定应否重新实施某些已实施之行为。
六、押后之时间不得超逾三十日；如未能在该期间内再开听证，则已作之证据调查丧失效力。
七、在听证中就继续听证或重新开始听证之日期及时间所作之公告，其效力等同于向应被视为在场之人作出通知。
第二章
初端行为
第三百一十条
（召唤及听证之开始）
一、听证应开始进行之时，首先由司法公务员高声及公开指明有关诉讼之认别资料，随后召唤应参与诉讼之人。
二、如某些应参与听证之人缺席，司法公务员须重新召唤，随后口头告知主持听证之法官到场之人及缺席之人之名单。
三、继而，法官进入听证室，并由主持审判之法官宣告听证开始。
第三百一十一条
（检察院、辩护人，以及辅助人之代理人或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之缺席）
一、听证开始时，如检察院或辩护人不在场，则主持听证之法官以法定代任人替代检察院及以适当之人替代辩护人，否则为不可补正之无效。如该等替代人提出声请，得给予若干时间，以便查阅卷宗及为参与听证作准备。
二、如辅助人之代理人或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缺席，则听证继续进行；缺席之人一旦到场，须准其立即参与听证。
三、如辅助人之代理人在非经自诉不得进行之刑事程序中缺席，则听证仅押后一次；无合理解释之缺席或第二次缺席等同于撤回控诉，但嫌犯反对者除外。
第三百一十二条
（辅助人、民事当事人、证人或鉴定人之缺席）
一、辅助人、民事当事人、证人或鉴定人之缺席不引致听证押后，而在一切法律效力上，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均由各自委托之律师代理，但不影响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如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以批示决定上款所提及之人之在场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要，且不能预见仅将听证中断该等人即可到场者，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三、因第一款所提及之人缺席而将听证押后，不得超逾一次。
四、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得更改第三百二十二条所指之证据调查次序，以避免出现第二款所指将听证中断或押后之情况。
第三百一十三条
（嫌犯之在场）
一、嫌犯在听证时必须在场，但不影响第三百一十五条及第三百一十六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已到场参与听证之嫌犯在听证完结前不得离开；须采取必需及适当之措施，防止嫌犯离开，包括在必要时于听证中断期间将之拘留。
三、即使有上款之规定，如嫌犯离开听证室，听证亦得继续进行直至完结，只要其已被讯问及法院不认为其在场属必要者；在一切效力上，嫌犯均由辩护人代理。
四、如嫌犯出于故意或过失，使其本身处于无能力继续参与听证之状态，则上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此情况。
五、在第三款与第四款及第三百零六条第四款所规定之情况下，如嫌犯返回听证室，主持听证之法官须扼要告知嫌犯在听证中其不在场时所发生之事情，否则无效。
第三百一十四条
（嫌犯之缺席）
一、如嫌犯在听证时缺席，则听证在宣告开始后予以中断，只要主持听证之法官有理由相信嫌犯在五日期间内能到场出席听证；否则听证将予押后，同时，主持听证之法官负责采取必需且为法律所容许之措施，使嫌犯到场。
二、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一十五条
（无嫌犯出席之听证）
一、当有关案件原应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审理，但已移送卷宗以采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时，如未能将指定听证日期之批示通知嫌犯，或嫌犯无合理解释而在听证时缺席者，则法院得决定在无嫌犯出席之情况下进行听证。
二、如嫌犯不可能到场出席听证，尤其是基于年龄、严重疾病或在澳门以外居住之理由者，得声请或同意听证在无其出席之情况下进行。
三、如在无嫌犯出席之情况下进行听证，则在一切可能发生之效力上，嫌犯均由辩护人代理。
四、如法院其后认为嫌犯之到场属绝对必要者，则命令其到场，有需要时将听证中断或押后。
第三百一十六条
（以告示及公告所作之通知）
一、在不属上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情况下，如在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规定之措施实施后，嫌犯仍无合理解释而缺席，则透过告示将指定新听证日期之批示通知嫌犯。
二、告示内须载明认别嫌犯身分之资料、指明对其归责之犯罪及处罚该犯罪之法律规定，并告知嫌犯，如其在指定听证日缺席，则进行缺席审判。
三、告示须张贴于法院大门上；如知悉嫌犯之最后居所，则张贴另一告示于该居所之大门上。
四、如法院认为有需要，须命令将载有第二款所指资料之公告，连续两次刊登于本地区最畅销之其中一份报章上。
第三百一十七条
（缺席审判）
一、在缺席审判中，在一切可能发生之效力上，嫌犯均由辩护人代理。
二、有罪判决宣读后，须发出拘留命令状。
三、一旦嫌犯被拘留或自愿向法院投案，须立即将判决通知嫌犯。
第三百一十八条
（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
一、如有任何可妨碍审查案件实体问题之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而就该等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未有裁判，但法院可实时审查者，则法院须审理之，并作出裁判。
二、上款所指问题之讨论，应在确实必需之时间内进行，原则上不超逾一小时。
三、就以上两款所指问题之裁判得以口头作出，并转录于纪录。
第三百一十九条
（初端阐述）
一、以上各条所指之初端行为作出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命令应作证之人离开听证室，亦得命令其它应被听取陈述之人离开，同时须简单阐述诉讼标的。
二、随后，法官依次让检察院、辅助人律师、受害人律师、应负民事责任之人之律师及辩护人发言，以便该等人欲指出所拟证明之事实时，能各自在五分钟内摘要指出之。
第三百二十条
（维持作初端阐述时之纪律）
主持审判之法官积极协调上条所指之阐述，避免出现离题、重复或中断，以及避免该等阐述变成提前之陈述。
第三章
调查证据
第三百二十一条
（一般原则）
一、法院依职权或应声请，命令调查所有其认为为发现事实真相及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须审查之证据。
二、如法院认为有需要调查未载于控诉书、起诉书或答辩状之证据方法，则尽早预先将此事告知各诉讼主体及载于纪录内。
三、如证据或有关之方法为法律不容许者，则以批示驳回有关证据之声请，但不影响第三百零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之适用。
四、如下列情况属明显者，则亦驳回证据之声请：
ａ） 所声请之证据属不重要或不必要；
ｂ） 证据方法属不适当、不可能获得或非常怀疑其能否获得；或
ｃ） 声请之目的纯为拖延时间。
第三百二十二条
（调查证据之次序）
调查证据应遵照下列次序：
ａ） 嫌犯之声明；
ｂ） 提出由检察院、辅助人及受害人指定之证据方法；
ｃ） 提出由嫌犯及应负民事责任之人指定之证据方法。
第三百二十三条
（嫌犯之身分认别）
一、主持审判之法官首先询问嫌犯之姓名、父母姓名、出生地、出生日期、婚姻状况、职业、居所，以及在有需要时，要求嫌犯出示足以认别其身分之官方文件。
二、随后，法官询问嫌犯之前科，以及当时有否其它针对其之刑事诉讼程序在进行；如有需要，向其或使人向其宣读刑事纪录证明书。
三、法官须警告嫌犯，如不回答或不实回答所询问之问题，则有可能负刑事责任。
第三百二十四条
（嫌犯之声明）
一、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告知嫌犯有权在听证中任何时刻作出声明，只要该等声明涉及诉讼标的，并告知嫌犯无义务作出该等声明，且不会因沉默而受不利之后果。
二、如嫌犯愿意作出声明，则法院听取嫌犯在上款所规限之范围内所作之一切陈述，但不发表任何意见或评论，使人从中可推论出对嫌犯罪过之判断。
三、在声明之过程中，如嫌犯讲述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不重要之事宜，而偏离诉讼标的，主持审判之法官须警告之；如继续如此，则禁止其发言。
四、如有数名共同嫌犯作答，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决定应否在听取任何嫌犯之声明时让其它嫌犯在场；如属分开听取声明，则在听取所有嫌犯之声明，且其全部返回听证室后，法官须立即扼要告知该等嫌犯其不在场时所发生之事情，否则无效。
五、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之代理人及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不得干涉嫌犯之声明，尤其是不得提出有关声明方式之建议，但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二款与辩护人有关之规定除外。
第三百二十五条
（自认）
一、如嫌犯声明欲自认对其归责之事实，主持审判之法官须询问其是否基于自由意思及在不受任何胁迫下作出自认，以及是否拟作出完全及毫无保留之自认，否则无效。
二、完全及毫无保留之自认导致：
ａ） 放弃就所归责之事实之证据调查，以及该等事实因此被视作已获证实；
ｂ）立即转作口头陈述；如基于其它理由而不应判嫌犯无罪，则立即确定可科处之制裁；及
ｃ） 司法税减半。
三、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ａ） 有多名共同嫌犯，且非所有嫌犯均作出完全、毫无保留及不相矛盾之自认；
ｂ）法院凭心证怀疑自认是否在自由状态下作出，尤其是对嫌犯可否完全被归责存有疑问，或法院凭心证怀疑所自认之事实之真实性；或
ｃ） 该犯罪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之徒刑，即使可选科罚金。
四、在上款所指情况中出现完全或毫无保留之自认时，又或出现部分或有保留之自认时，由法院凭自由心证决定应否及在何等程度上就已自认之事实调查证据。
第三百二十六条
（关于事实之发问）
一、如嫌犯愿意作出声明，每一法官均得向其发问关于对其归责事实之问题，并要求其解释所作之声明。
二、嫌犯得自发或应辩护人之建议拒绝回答部分或全部问题，但不会因此而受不利之后果。
三、检察院、辅助人律师及辩护人得要求主持审判之法官依据第一款之规定向嫌犯发问。
四、得向嫌犯展示与证明事项有关之任何人、文件或对象，以及先前载于卷宗之文书，但不影响第三百三十七条及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之适用。
第三百二十七条
（辅助人之声明）
一、应检察院、辩护人、民事当事人律师或辅助人律师之请求，得透过由任一法官或主持审判之法官发问之方式，听取辅助人之声明。
二、第一百三十一条及第三百二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二十八条
（民事当事人之声明）
应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或民事当事人律师之请求，得透过由任一法官或主持审判之法官发问之方式，听取应负民事责任之人及受害人之声明；第一百三十一条及第三百二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二十九条
（询问证人）
一、关于人证之一般规定，凡与本章之规定不相抵触之部分，均相应适用于在听证中之人证调查。
二、询问证人须依其被指定之次序逐一进行，但主持审判之法官基于有依据之理由以其它方式进行者，不在此限。
三、主持审判之法官须询问证人之身分资料、其与各诉讼参与人间之私人、亲属及职业关系，以及其在案件中之利害关系，一切内容均须载于纪录。
四、继而，由指定证人之人向证人询问，其后证人接受反对讯问；如在反对讯问时出现直接讯问中未有提出之问题，指定该证人之人得就该等问题再询问证人，随后得对属同一范围之问题再作反对讯问。
五、各法官得随时向证人发问其认为对解释已作出之证言及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需之问题。
六、经主持审判之法官许可，共同嫌犯中其中一人所指定之证人得由其它共同嫌犯之辩护人询问。
第三百三十条
（未满十六岁之证人）
一、对未满十六岁之证人进行询问仅由主持审判之法官为之。
二、完成询问后，其余法官、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及民事当事人律师得请求主持审判之法官向该证人提出附加问题。
第三百三十一条
（鉴定人之声明）
一、鉴定人之声明系由主持审判之法官听取，其余法官、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及民事当事人律师，得建议主持审判之法官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或建议主持审判之法官向鉴定人提出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有用之问题。
二、在作出声明过程中，鉴定人经主持审判之法官许可，得查阅注记、文件或书籍材料，并使用所需之技术工具。
第三百三十二条
（关于嫌犯精神状况之鉴定）
一、听证中如有人在有依据下提出关于嫌犯之不可归责性之问题，则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命令一鉴定人到场，就嫌犯之精神状况发表意见。
二、听证中如有人在有依据下提出关于嫌犯之低弱可归责性之问题，法官亦得命令鉴定人到场。
三、如属合理，得要求专业场所提供鉴定。
四、如鉴定人仍未检查嫌犯，或有关鉴定系要求专业场所提供者，则为此目的将听证中断，或在绝对必要时将之押后。
第三百三十三条
（作出声明过程中嫌犯之离场）
一、如属下列情况，则在作出声明过程中，法院须命令嫌犯离开听证室：
ａ） 有理由相信嫌犯之在场将妨碍声明人道出真相；
ｂ）声明人未满十六岁，且有理由相信如听取其声明时嫌犯在场，可能对声明人构成严重损害；或
ｃ）应听取一鉴定人之声明，且有理由相信如听取其声明时嫌犯在场，可能严重损害嫌犯身体或精神之完整性。
二、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五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但上款ｃ项所指之情况除外。
第三百三十四条
（证人及其它声明人之免除）
一、证人、鉴定人、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仅在主持审判之法官命令下或经其许可后，方得离开听证地点。
二、如有理由相信该等人之在场可对发现事实真相属有用者，则拒绝给予有关许可。
三、就是否作出有关之命令或许可，须听取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及民事当事人律师之意见。
第三百三十五条
（地方之检查）
如法官认为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有需要，得前往曾发生有必要被证明之事实之地方，并得为此目的传召其认为适宜在场之诉讼参与人。
第三百三十六条
（证据价值之衡量）
一、未在听证中调查或审查之任何证据，在审判中均无效，尤其是在法院形成心证上为无效力。
二、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依据以下各条之规定容许在听证中宣读之诉讼文件中所载之证据。
第三百三十七条
（笔录及声明之容许宣读）
一、在听证中仅得宣读下列笔录：
ａ）关于依据第三百条及第三百零一条之规定作出之诉讼行为之笔录；或
ｂ）未载有嫌犯、辅助人、民事当事人或证人之声明之预审或侦查笔录。
二、辅助人、民事当事人及证人向法官作出之声明，仅在下列情况下方得宣读：
ａ）如该等声明系依据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第二百七十六条之规定而听取者；
ｂ）如检察院、嫌犯及辅助人同意将该等声明宣读；或
ｃ）如属透过法律所容许之请求书而获取之声明。
三、亦得在下列情况下宣读先前向法官或检察院作出之声明：
ａ）听证中作出声明之人记不起某些事实时，宣读使该人能记起该等事实所需之部分；或
ｂ）如该等声明与听证中所作声明之间，存有除宣读之外不能以其它方式澄清之明显矛盾或分歧。
四、如有关之声明人因死亡或嗣后精神失常而不能到场，或由于使之长期不能到场之原因而不能到场，则亦得宣读该等人已向法官或检察院作出之声明。
五、如第二款ｂ项之前提成立，即使属向检察院或刑事警察机关作出之声明，亦得将之宣读。
六、听证中曾有效地拒绝作证言之证人于侦查或预审时所作之证言，在任何情况下均禁止宣读。
七、曾接收不可宣读之声明之刑事警察机关，以及曾以任何方式参与收集该等声明之任何人，均不得就该等声明之内容以证人身分接受询问。
八、宣读之容许及其法律依据须载于纪录，否则无效。
第三百三十八条
（嫌犯声明之容许宣读）
一、仅在下列情况下，方得宣读嫌犯先前作出之声明：
ａ）应嫌犯本人之请求，不论该等声明系向何实体作出者；或
ｂ）如该等声明系向法官或检察院作出，且与听证中所作声明之间，存有除宣读之外不能以其它方式澄清之明显矛盾或分歧。
二、上条第七款及第八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三十九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非实质变更）
一、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对案件之裁判属重要，但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不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将该变更告知嫌犯，并在嫌犯提出声请时，给予其确实必需之时间以准备辩护。
二、如变更系因辩方所陈述之事实而产生，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第三百四十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实质变更）
一、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将该等事实告知检察院，该告知之效力等同于提出检举，以便检察院就新事实进行追诉；在正进行之诉讼程序之判罪上，不得考虑该等事实。
二、如检察院、嫌犯及辅助人同意就新事实继续进行审判，且该等事实并不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三、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应嫌犯之声请，主持审判之法官给予嫌犯不超逾十日之期间以准备辩护，并在有需要时将听证押后。
第三百四十一条
（口头陈述）
一、调查证据完结后，主持审判之法官依次让检察院、辅助人律师、民事当事人律师及辩护人发言，以作口头陈述，当中阐述从已调查之证据中得出之事实上及法律上之结论。
二、对口头陈述仅得作一次反驳；然而，如辩护人要求发言，则辩护人必须为最后发言者，否则无效。
三、反驳应仅限于在确实必需之范围内驳斥先前未经争论之相反论据。
四、每一发言者之口头陈述不得超逾四十分钟，而反驳则不得超逾二十分钟；然而，如法律所容许之最长时间已过，而发言者以案件之复杂性为理由声请继续发言属有依据者，主持审判之法官得容许之。
五、在例外情况下，如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要者，法院得以批示命令或许可中止陈述，以便对嗣后出现之证据进行调查；该批示须定出为此目的而给予之时间。
第三百四十二条
（嫌犯之最后声明及讨论之终结）
一、陈述完结后，主持审判之法官询问嫌犯是否还有其它事情陈述以便为自己辩护，并听取嫌犯为其辩护利益而声明之一切内容。
二、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宣告讨论终结，而各法官则离场以便进行评议。
第四章
听证之文件处理
第三百四十三条
（纪录）
听证纪录须载有下列内容：
ａ） 听证及组成听证之各次开庭之地点、日期及开始与终结时间；
ｂ） 各法官及检察院代表之姓名；
ｃ） 嫌犯、辩护人、辅助人、民事当事人及有关律师之身分认别资料；
ｄ） 证人、鉴定人及传译员之身分资料；
ｅ） 依法应载于纪录之裁判及其它说明；
ｆ） 主持听证之法官及缮写纪录之司法公务员之签名。
第三百四十四条
（口头声明之文件处理 —— 一般原则）
如法院可使用机器速记方法或速记方法，又或其它能确保将听证中以口头作出之声明完全转录之适当技术方法，则须将该等声明记于纪录内；法律明文规定须将该等声明记于纪录内者，亦须为之。
第三百四十五条
（听证之文件处理）
一、在独任庭主持之听证中，如检察院、辩护人或辅助人律师，于嫌犯开始作出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声明前，声明需要将该听证中以口头作出之声明记于纪录内，则须为之；检察院、辩护人或辅助人律师之上述声明须载于纪录，而该声明之效用惠及其余诉讼主体。
二、在合议庭主持之听证中，如辩护人或辅助人律师，于嫌犯开始作出声明前，声明需要将该听证中以口头作出之声明记于纪录内，且在有需要时向合议庭提供能确保完全转录口头声明之适当技术方法者，则须将该等口头声明记于纪录内。
三、以上两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在民事损害赔偿请求问题上之民事当事人。
四、在第一款所指之情况下，如法院未获提供能确保完全转录声明之适当技术方法，则法官口述从所作声明中得出之内容，以作成纪录。第九十条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编
判决
第三百四十六条
（评议及表决）
一、讨论终结后须随即进行评议，但以批示宣告绝对不能随即进行评议者，不在此限。
二、评议须由组成审判组织之所有法官参与，并由主持审判之法官主持。
三、每一法官须说明支持其意见之理由，尽可能指出用作形成其心证之证据，并对各问题逐一表决，而每一表决不受对其他问题所作表决之意思所约束。表决时不得弃权。
四、主持审判之法官负责收集表决意见，首先向服务年资最短之法官收集，主持审判之法官为最后表决者。
五、评议以简单多数票决定。
第三百四十七条
（书记）
一、书记长，或主持审判之法官所指定之司法公务员，得于评议及表决时在场。
二、在评议及表决程序进行时，书记向法院提供其所需之一切帮助及合作，尤其是当主持审判之法官认为有需要时，就每一法官所指出之理由及证据作出注记，以及就所考虑之每一问题之表决结果作出注记。
三、判决书一经制作，书记所作之注记即予以销毁。
第三百四十八条
（评议及表决之保密）
一、参与以上各条所指之评议及表决行为之人，不得透露评议及表决中发生而与案件有关之任何事情，亦不得就所作之评议表达其意见。
二、违反上款之规定者，处以《刑法典》第三百三十五条所规定之制裁，但不影响可能引致之纪律责任。
第三百四十九条
（罪过之问题）
一、法院首先分别就仍未有裁判之各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作出裁判。
二、随后，如不妨碍对实体问题之审查，则主持审判之法官逐一详述控方及辩方所陈述而对了解以下问题属重要之事实，以及从案件讨论中得出而对了解以下问题属重要之事实，并将之提交进行评议及表决：
ａ） 罪状之构成要素是否成立；
ｂ） 嫌犯有否实施犯罪或参与犯罪；
ｃ） 嫌犯作出行为有否罪过；
ｄ） 有否阻却不法性或罪过之事由；
ｅ）法律规定行为人之可处罚性所取决或对行为人科处保安处分所取决之其它前提是否成立；
ｆ） 裁定给予民事损害赔偿所取决之前提是否成立。
三、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逐一陈述上款所指事实中出现之一切法律问题，并将之提交进行评议及表决。
第三百五十条
（确定制裁之问题）
一、依据上条规定进行之评议及表决，如结果为应对嫌犯科处刑罚或保安处分者，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宣读或命令宣读卷宗内关于嫌犯前科、其人格之鉴定及社会报告书之所有文件。
二、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询问其余法官是否认为有需要调查补充证据，以确定将科处之制裁之种类及其份量；如回答不需要，或在依据第三百五十二条之规定调查证据后，法官须就将科处之制裁之种类及其份量进行评议及表决。
三、在上款末段所指之评议及表决中，如出现超逾两种意见，则将赞成较重制裁之票数算入赞成次重制裁之票数，直至获得多数票。
第三百五十一条
（社会报告书）
一、法院一旦认为对正确确定其后可能科处之制裁属有需要，得于审判之任何时刻，要求制作社会报告书；如报告书已载于卷宗内，得要求更新报告书内之数据。
二、如嫌犯作出事实时未满二十一岁，且将可能对其科处收容保安处分、超逾三年之实际徒刑或作为执行徒刑之另一选择而须有由社会技术员作出跟进之措施者，则法院必须提出上款所指之要求。
三、不论法院有否要求，如对被羁押之嫌犯之跟进工作，显示有需要将社会报告书或有关之更新数据送交法官，则社会重返部门得送交之。
四、仅当应声请，且在下条所规定之情况下及为着下条所指之目的时，方得在听证中宣读社会报告书。
第三百五十二条
（为确定制裁而重开听证）
一、如有需要进行第三百五十条第二款所指之补充证据调查，则法官须返回听证室，并由主持审判之法官宣告重开听证。
二、随后须调查必需之证据，尽可能听取犯罪学鉴定人、社会重返技术员，以及任何就嫌犯人格与生活条件能提供重要陈述之人之意见。
三、讯问必须由主持审判之法官进行，讯问完结后，其余法官、检察院、辩护人及辅助人律师得建议该法官要求作出解释，或建议该法官提出对案件作出裁判属有用之问题。
四、调查补充证据完结后，检察院、辅助人律师及辩护人得各自在最多二十分钟内作结论陈述。
五、补充证据之调查不公开进行，但主持审判之法官透过批示，认为公开进行不会侵犯嫌犯之尊严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五十三条
（判决书之制作及签署）
一、评议及表决完成后，主持审判之法官根据表决胜出之立场制作判决书。
二、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及其余法官签署判决书，但不得作出任何声明。
三、判决由任一法官在听证室公开宣读，而判决书中案件叙述部分得不予宣读；判决之理由说明部分，或此部分篇幅颇长者，其撮要，以及主文之宣读均属强制性，否则无效。
四、宣读判决等同于对所有应被视为于听证中在场之诉讼主体作出通知。
五、判决一旦宣读完毕，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将判决书存于办事处。书记长须在存放声明上注明日期及签名。
第三百五十四条
（特别复杂之案件）
一、如因案件特别复杂而不能立即制作判决书，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公开定出随后七日中之一日宣读判决。
二、须于所定日期，依据上条之规定公开宣读判决及将之存于办事处。
第三百五十五条
（判决书之要件）
一、判决书以案件叙述部分开始，当中载有下列内容：
ａ） 认别嫌犯身分之说明；
ｂ） 认别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身分之说明；
ｃ） 指出根据起诉书，或无起诉时，根据控诉书对嫌犯归责之犯罪；
ｄ） 如有提出答辩，则摘要指出载于答辩状之结论。
二、紧随案件叙述部分之后为理由说明部分，当中列举经证明及未经证明之事实，以及阐述即使扼要但尽可能完整、且作为裁判依据之事实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证之证据。
三、判决书以主文部分结尾，当中载有下列内容：
ａ）适用之法律规定；
ｂ）有罪决定或无罪决定；
ｃ）说明与犯罪有关之物或对象之处置；
ｄ）送交登记表作刑事纪录之命令；
ｅ）日期及各法官之签名。
四、判决须遵从本法典及有关诉讼费用之法例中关于司法税、诉讼费用及服务费之规定。
第三百五十六条
（有罪判决）
一、有罪判决内须指出选择所科处之制裁及其份量之依据，有需要时尤其须指出履行制裁之开始时间、命令被判刑者履行之其它义务及其存续期间，以及被判刑者重新适应社会之个人计划。
二、有罪判决宣读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如认为适宜，则向嫌犯作出简短之训谕，劝其改过自新。
三、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宣告免除刑罚之判决亦视为有罪判决。
第三百五十七条
（无罪判决）
一、无罪判决内须宣告任何强制措施消灭，并命令立即释放被羁押之嫌犯，但基于其它理由而应继续拘禁嫌犯，或嫌犯应受收容保安处分者，不在此限。
二、无罪判决须依据本法典及有关诉讼费用之法例之规定判处辅助人缴付司法税、诉讼费用及服务费。
三、如犯罪系由不可归责者实施，则判决为无罪判决；但判决中如有科处保安处分，则为着上条第一款规定及嫌犯上诉之效力，该判决在效力上等同于有罪判决。
第三百五十八条
（关于民事损害赔偿请求之裁判）
一、如显示民事损害赔偿之请求属有依据，则判决须判处嫌犯负责有关之民事损害赔偿，即使该判决为无罪判决，但不影响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如应负民事责任之人有参与有关刑事诉讼程序，只要其责任被确认，则有关之民事损害赔偿判处系针对应负民事责任之人，或以连带责任方式针对应负民事责任之人及嫌犯。
三、对民事当事人在司法税、诉讼费用及服务费方面之判处，须遵从本法典及有关诉讼费用之法例规定中可适用之部分。
第三百五十九条
（无罪判决之公布）
一、如嫌犯在听证终结前，声请将无罪判决之全文或摘要公布于嫌犯指定之报章上，且在诉讼程序中有人成为辅助人，则只要法院认为该声请属合理者，须于判决之主文部分命令公布之。
二、有关开支由辅助人负责，且算作诉讼费用。
第三百六十条
（判决之无效）
属下列情况之判决无效：
ａ）凡未载有第三百五十五条第二款及第三款ｂ项所规定载明之事项者；或
ｂ）在非属第三百三十九条及第三百四十条所指之情况及条件下，以起诉书中，或无起诉时，以控诉书中未描述之事实作出判罪者。
第三百六十一条
（判决之更正）
一、如属下列情况，法院须依职权或应声请更正判决：
ａ）无遵守或无完全遵守第三百五十五条之规定，而非属上条所指之各情况；
ｂ）判决之内容存有错误、误写、含糊或多义之情况，且消除该等情况不会构成实质变更。
二、如对判决提起之上诉已上呈，则由有管辖权审理上诉之法院尽可能更正之。
三、以上两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法院之批示。
第八卷
特别诉讼程序
第一编
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六十二条
（何时采用简易诉讼程序）
一、对因实施可处以最高限度不超逾三年徒刑即使并科罚金之犯罪，而在现行犯情况下被拘留之人，以简易诉讼程序审判之，只要该拘留系由任何司法当局或警察实体进行，且有关听证最迟在四十八小时内展开者，但不影响第三百六十七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如嫌犯作出事实时仍未满十八岁，则不采用简易诉讼程序进行审判。
第三百六十三条
（提交被拘留之人予检察院及将之提交接受审判）
一、进行拘留之司法当局，只要其非为检察院，或进行拘留之警察实体，须立即或在最短时间内，将被拘留之人提交驻于有管辖权审判该案件之法院之检察院。
二、检察院对嫌犯进行简要讯问后，如认为适宜，则立即或在最短时间内将嫌犯提交有权限审判该案件之法官。
三、如检察院有理由相信简易诉讼程序审判之各期间将不能获得遵守，则决定以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
四、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检察院须立即释放嫌犯，而在有需要时强制其提供身分及居所数据以作书录，或须将嫌犯提交预审法官，以便对其采用强制措施或财产担保措施。
第三百六十四条
（通知）
一、进行拘留之司法当局或警察实体在拘留之行为中，须以口头通知事件发生时在场之证人在听证时到场，其数目不得超逾五名；如被害人之在场属有用，亦须以口头通知其在听证时到场。
二、在拘留行为中，须告知嫌犯得在听证中带同最多五名辩方证人；如该等证人在场，则以口头通知之。
第三百六十五条
（卷宗之归档或诉讼程序之中止）
第二百六十二条至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于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六十六条
（审判之一般原则）
一、本法典中关于独任庭按普通诉讼形式进行审判之规定，经作出本条及随后各条之更改后，适用于简易诉讼程序之审判。
二、审判之行为及程序须减至对案件之审理及作出良好裁判属最低限度必要者。
第三百六十七条
（听证之延迟及押后）
如属下列情况，得于拘留后三十日期间内方开始听证，或得将听证押后，而在拘留后三十日期间内将之重开，但保持采用简易诉讼形式：
ａ）嫌犯要求给予该期间以准备其辩护；
ｂ）检察院、辅助人或嫌犯需要之证人在审判中缺席；或
ｃ）法院依职权或应检察院、辅助人或嫌犯声请，认为有需要采取任何对发现事实真相属重要之证明措施，且预料该等措施可于上述期间内实施。
第三百六十八条
（实时听证之不可能）
如听证非在拘留嫌犯及将之提交检察院后随即进行，但仍可保持采用简易诉讼形式者，则：
ａ）得释放嫌犯，而第三百六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但如听证不能在拘留后四十八小时内进行，则必须释放嫌犯；及
ｂ）须通知应予释放之嫌犯、证人及被害人按对其指定之日期及时间出席听证。
第三百六十九条
（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
在简易诉讼程序中，如具有正当性成为辅助人或具有正当性以民事当事人身分参与该诉讼程序之人，于听证开始前提出要求，得成为辅助人，或以民事当事人身分参与，即使该要求系以口头提出者。
第三百七十条
（程序）
一、如检察院在听证开始时不在场，而其本人或其法定代任人亦不能立即到场者，法官须指定适当之人。
二、听证一旦开始，法官须告知具有正当性对判决提起上诉之人，其得声请摘要记录听证之行为，否则无效。
三、检察院得宣读进行拘留之当局所作之实况笔录，以代替提出控诉。
四、如已声请记录听证之行为，而控诉、答辩、损害赔偿请求及对此之答辩系以口头提出者，须将之记于纪录内。
五、控诉及答辩之提出代替第三百一十九条所指之初端阐述。
六、证据调查完结后，让检察院、辅助人之代理人、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及辩护人发言，但仅可发言一次，而其时间最长三十分钟，且不可延长。
七、判决得以口头作出，并口述作纪录。
第三百七十一条
（移送卷宗以采用普通诉讼形式）
一、如法官在任何时刻考虑到下列情况，而认为简易形式之诉讼程序属不可采用或不适宜采用者，则诉讼按普通形式进行：
ａ）在有关案件中，简易诉讼程序依法不可采用；或
ｂ）为发现事实真相，有需要采取证明措施，而预料该等措施不可能在拘留后最长三十日期间内实施。
二、对上款所指之决定不得提起上诉，而此决定引致将有关卷宗送交检察院，以作出适当之处理。
第三百七十二条
（可上诉性）
在简易诉讼程序中，仅可对判决或对完结诉讼程序之批示提起上诉。
第二编
最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七十三条
（何时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
如属可处以最高限度不超逾二年徒刑即使并科罚金之犯罪，又或属仅可科罚金之犯罪，而进行有关程序不取决于自诉，且检察院认为在该案件中应具体科处者仅为罚金或非拘留性质之保安处分，则检察院声请预审法官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科处罚金或非拘留性质之保安处分。
第三百七十四条
（其它诉讼主体之参与）
一、在提出上条所指之声请前，检察院须听取嫌犯、辅助人、曾在检举时声明欲成为辅助人且有正当性成为辅助人之检举人及未成为辅助人之被害人意见。
二、在最简易诉讼程序中，不容许民事当事人之参与。
第三百七十五条
（声请）
一、检察院之声请须以书面作出，当中须说明认别嫌犯身分之资料、描述对其归责之事实及列明所违反之法律规定，并载明存在之证据，以及摘要说明其认为对有关案件具体不应科处徒刑或收容保安处分所持之理由。
二、声请书之结尾部分须明确指出检察院具体建议科处之制裁，如有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则亦须指出之。
三、如声请明显无理由，或依法不可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预审法官须驳回有关声请，并将卷宗移送，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
第三百七十六条
（卷宗之归档或诉讼程序之中止）
第二百六十二条至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于最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七十七条
（听证及判处）
一、如预审法官无作出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三款所指之行为，须命令通知检察院及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之人按指定之日期及时间到达指定地方，并告知嫌犯如欲由辩护人陪同到场，得由辩护人陪同。
二、于指定之日期当日，预审法官须听取检察院及经传召而在场之人陈述；如预审法官同意在该案件中不应具体科处徒刑或收容保安处分，则询问该等人是否接受预审法官认为适当之制裁及损害赔偿金额，再加上司法税及诉讼费用，并向其解释如有人回答不接受，则移送有关卷宗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
三、如检察院及上条所指之人声明接受所建议之制裁及损害赔偿金额，则预审法官命令记录该等声明，并据此作出判处批示，而诉讼费用则减半。
四、第三百七十条第七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上款所指之批示，而该批示之效力等同于有罪判决，且实时成为确定批示。
第三百七十八条
（嫌犯之到场）
一、在最简易诉讼程序中，在一切效力上，嫌犯得委托辩护人代理。
二、如嫌犯不到场，且无委托辩护人代理，则预审法官依据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嫌犯，并移送有关卷宗以采用普通诉讼形式。
第三百七十九条
（移送卷宗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
如移送卷宗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则检察院之声请丧失效力，而检察院不受其在该声请中所作之建议约束。
第三编
轻微违反诉讼程序
第三百八十条
（适用规定）
关于审理犯罪之诉讼程序之规定，适用于轻微违反诉讼程序，但以下各条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三百八十一条
（自愿缴纳）
在任何情况下，均容许依据以下各条之规定自愿缴纳因轻微违反而引致之罚金。
第三百八十二条
（由公务员目睹或发现之轻微违反）
一、任何公务员如在执行其职务时目睹或发现轻微违反，须制作或命令制作实况笔录。
二、对同时发生或相关之不同轻微违反，即使其行为人不同，得仅制作一实况笔录。
三、在发告票之行为中，须尽可能通知作出违反之人可自愿缴纳罚金，并指明可进行缴纳之地点及期间。
四、上款所指之缴纳以最低额为之，且无须附加任何额外款项。
第三百八十三条
（移送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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