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实践中刑法适用困境探讨/杨华卿
时间:2024-07-02 14:37:1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961
我国现行刑法修正案八施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为人民法院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要法律体系,推进我国社会法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成文法典固有的滞后性局限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此,笔者根据刑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原则,结合多年基层刑事审判经验,对现行刑法的修改提出若干建议,以便为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提供参考。
一、 飞车抢夺的入罪标准问题探讨
近年来，笔者所在单位受理的抢夺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而以飞车抢夺的方式夺取他人财物的案件比例在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为顺应刑事打击需要，司法部门应当对现行飞车抢夺刑事案件入罪标准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抢夺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数据显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抢夺案件中，相当一部分的行为人通过飞车抢夺的方式对被害人强拉硬拽、强夺豪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抢夺过程中导致被害人跌倒甚至受伤，类似飞车抢夺的行为对被害人心理或生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其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的恶劣程度丝毫不亚于扒窃、入户盗窃等行为。在入罪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即飞车抢夺需要夺取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五百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飞车抢夺只是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自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户盗窃纳入盗窃的范围，且对扒窃、入户盗窃入罪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入罪起点，而对于抢夺罪，当然包括飞车抢夺与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后果、犯罪手段恶劣性角度相比，笔者认为前者有之过而无不及，导致飞车抢夺的入刑标准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参照将扒窃入罪的做法，将飞车抢夺作为抢夺罪的一种情形纳入抢夺的定罪标准，以逐渐满足日益增多的飞车抢夺现象的打击需求，不断加大侵财案件打击力度，充分保障公私财产不受不法侵害。
二、 容留卖淫罪的量刑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多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而根据其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多人”应该是这样理解：‘多人’和‘多次’的‘多’，是指‘三人’以上的数（含本数）”。
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现行刑法对于该条罪状制定了相对比较宽泛的量刑幅度，为司法实践中不同情节的具体量刑带来了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人数或次数，成为量刑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审判人员按此标准比照量刑，量刑时弹性过大，标准难以统一。
（二）犯罪方式的不一致，导致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后果差别明显，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案件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是在泛化地带以开美容院、发廊等营业形式，容留他人卖淫，有的是在农村偏僻区域利用住房或租房容留他人卖淫，有的一次收费数十、上百元，有的一次收费二、三元，从这些角度来说，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后果是有明显区别的。但由于“犯罪情节严重”包括“三人或三次以上”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硬性规定存在，审判人员很难将将类似情节纳入量刑范畴，将刑罚量化，最终导致裁判统一性无法实现。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法治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参照其他罪状从刑法条文入手，将该条罪状量刑分成逐渐递增的三个量刑档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修正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次，笔者认为，对“情节严重”中的应做如下解释，多人或多次应当是“五人”或“五次”以上，以使罪与非罪的界限较为清晰，量刑较为合理和科学，并将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会影响，是否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等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最后，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要认真领会刑罚谦抑性，严格贯彻罪刑均衡原则，使得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得到全面贯彻，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后果，明确“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属于治安处罚范畴的行为，防止刑罚滥用。
（作者单位：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
刘蕊
两者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诉讼客体和诉讼目的不同。行政诉讼的客体是行政争议，其目的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法律救济；而民事诉讼的客体是民事争议，其目的是解决民事纠纷，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的实现。
第二，诉讼主体不同。虽然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都是在法院主持下解决争议的活动，但诉讼当事人法律地位有所不同。行政诉讼主体具有恒定性，被告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一般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做行政诉讼的被告。民事诉讼就没有上述限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没有恒定性，被告既可以是公民、法人，也可以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既可以做原告，也可以做被告。
第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不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例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起诉权，而作为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就没有起诉权，也没有反诉权。被告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而原告并不承担此项举证责任。但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完全对等，当事人都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
第四，可否适用调解不同。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部分禁止适用调解，法院在诉讼中不得调解当事人双方争议，也不得以调解结案。但在民事诉讼中，调解是一项重要原则，法院既可以调解的方式进行审理，也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
第五，判决和执行方式不同。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审理的重点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法院有权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维持、撤销、变更、履行等判决，但通常不对当事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直接作出判决。故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较单一。而民事诉讼审理的是民事争议，法院有权作出确认判决、给付判决和变更判决，此类判决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此外，行政诉讼判决的执行措施也不同于民事诉讼。法律对原被告规定了不同的执行措施，且被告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对部分判决的直接强制执行手段。民事诉讼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则全部要由法院进行，而且强制执行措施普遍适用于民事诉讼原被告。
内容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加快世界经济发展、丰富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为网络犯罪提供了便利。面对我国新形势下的网络犯罪，本文从刑事立法层面方面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针对网络犯罪的相应的对策。
关键字：网络犯罪；刑事责任年龄；单位犯罪；电子证据
网络犯罪作为新型的犯罪形式，社会危害的广泛性是巨大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犯罪即将成为主要的犯罪方式，因此制定合理的网络犯罪对策是刻不容缓的，本文剖析刑事立法的相关细节，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有所收获。
一、对刑法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进行完善
目前，我国的网络犯罪的立法还不是很完善，还处在就事论事阶段，立法明显落后，主要集中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经营秩序方面，关于滥用计算机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规定较少。因此，建立一个全面的法律体系是非常必要的。网络信息滥用,包括在互联网上建立淫秽网站,传播淫秽影片、音像,网上诈骗,网络赌博,网络非法传销,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煽动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对于这些行为,国家规定可以运用刑法中有关传播淫秽物品罪、诈骗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款定罪,但实践表明,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被害人的权益和国家对网络的管理秩序,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财产犯罪大得多,根据欧洲理事会提出的网络犯罪公约,这些行为应该统一纳入网络犯罪的框架下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网络犯罪的量刑进行完善
目前，非法侵入、复制、更改或者删除计算机数据、散布计算机病毒等破坏计算机系统的犯罪，是按照刑法第285、286条定罪量刑，但是量刑明显偏轻，不利于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就目前来看，网络犯罪已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前制定的量刑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应该在原来量刑标准上，提高刑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网络犯罪的震慑性。另外，针对发生在网络上的色情、赌博、诽谤、盗窃、诈骗等犯罪，虽然犯罪分子是利用网络来进行的犯罪，但是与传统的这几类犯罪所构成的损害结果是一样的，甚至造成的后果远远大于传统的犯罪。比如网络色情、网络诽谤和网络诈骗等案件具有传播快、传播广、危害面大等特点，建议比较传统的色情、赌博、诽谤、盗窃、诈骗案件从重处罚。随着网络犯罪人员年龄的降低，青少年由于对网络有着浓厚的兴趣，也表现出对网络的好奇心，虽然他们不带有侵财或者政治目的，但是利用黑客软件对网络进行破坏的活动时有发生，因为他们年龄小，现有的刑法规定也不能满足刑罚的需要，因此，建议对网络犯罪的主体年龄应适当降低。
三、对网络犯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完善
（1）关于单位网络犯罪。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犯罪的主体正在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往都是个人犯罪，慢慢发展到集团式的犯罪，而且有些网络犯罪主体甚至是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如网络公司、IT公司、恐怖组织等。立法应规定网络犯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和包括法人。与传统刑事犯罪不同，在网络犯罪中单位应和自然人一样，不能列为特殊主体，因为国家实行严格的注册登记制度、许可证制度等，网络服务商、信息提供商等都为法人或单位。从实践来看，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及世界政局动荡不安因素的加剧，网络犯罪将更多地表现为以诈骗金钱、政治暴乱、军事摧毁为目的，犯罪主体将更多地以个人转为集团、组织甚至国家的形式出现。
（2）关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网络犯罪的主体也越来越年轻化，许多涉及网络方面的重大犯罪的主体都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所为，上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网络犯罪的主体应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年满16周岁的人对所有的网络犯罪都应负刑事责任，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段。第二、年龄在14-16周岁的人在网络犯罪中为限制刑事责任年龄段，只对故意实施的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公共安全及危害信息系统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犯罪负刑事责任，如非法盗取国家机密情报、非法侵入国防网站、网络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第三、年龄在12-14周岁的人实施了网络犯罪，应该比较14-16周岁的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第四、对年龄不满12周岁的人实施网络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要责令家长和学校进行批评教育，也可以由有关部门进行收容教育。
四、对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进行完善
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它的行为发生地和行为后果地往往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范围广泛，公安机关在确定管辖权时会遇到多种问题。因此我建议对于网络犯罪中的管辖应为行为实施地和行为后果地，如果有多个犯罪行为和后果地，由有利于案件侦破的行为地和后果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与案件有关地的侦查机关应积极的配合调查取证，并将相关证据移交主要侦查机关。这样在公安机关面对群众的报案时就解决了互相推诿的管辖问题，有力的打击了网络犯罪。
五、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电子商贸活动和其他许多基于网络的人际交往大量出现，电子文件已经成为传递信息、记录事实的重要载体。在这些方面一旦发生纠纷或案件，相关的电子文件就成为重要的证据。电子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就是被作为证据研究的、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电子文件。 许多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修改证据法，确立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如美国犹他州的《数字签名法》，加拿大的《统一电子证据法》，联合国贸易法律委员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等。
通过对发达国家关于网络犯罪的研究，我国确立电子证据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电子证据的归属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电子证据归属试听资料，因为它常常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第二种认为电子证据归属书证，因为它虽然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现，但是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符合书证的特征。第三种认为电子书证不属于视听资料也不属于书证，应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通过立法加以完善。理由是第一、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在内涵和外延上不能重合。视听资料主要是通过影像和声音的内容来作为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则包括这些影像和声音的形式，因此电子证据的范围大于视听资料。第二、电子证据不同于书证。书证是指以其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有关情况的文字材料.凡是以文字来记载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采用各种符号、图案来表达人的思想，其内容对待证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物品都是书证。而电子证据是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于特殊的载体中，没有特殊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从形式上看，书证是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证据，可以作为案件的直接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则是一种容易被篡改、删除、复制的证据，因此证明力没有书证那么强，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 第三种观点目前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随着网络犯罪案件的增加，电子证据将大量应用，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赋予电子证据的独立法律效力，为了更有效的打击网络犯罪，应尽快确立电子证据的独立法律效力。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 许秀中：《网络与网络犯罪》，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2] 许秀中：《网络与网络犯罪》，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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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德鲁•博萨：《跨国犯罪与刑法》，陈正云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二、论文类
[1] 蒋平：《计算机犯罪的“黑数”及统计差异》，《信息网络安全》，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