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
(2005年3月25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综合监督管理和分行业专项监督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并推行控制目标责任制。
第四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加大财政投入。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分析、布置、督促和检查本地区安全事故的防范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其职责权限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全面领导责任。
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直接领导责任。
其他负责人对其管理范围内涉及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相应领导责任。
第七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同时对辖区内没有其他行政部门负责安全管理的工矿商贸等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专项监督管理，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涉及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执行情况；
（二）制定安全生产规划；
（三）组织、协调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
（四）综合管理事故统计工作；
（五）分析预测安全生产形势，发布安全生产信息；
（六）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承担的专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七）国家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煤矿、公安、交通运输、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等负有专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称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实施专项监督管理。
其它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条　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的民主管理，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民主监督。
第十一条　履行安全生产事项审批或者验收职责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并对审批或者验收事项承担审批或者验收直接责任。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同级政府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提出检查意见和建议。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地区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单位、设施和场所安全事故的防范明确责任、采取措施，并督促检查。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的检查应当予以配合，按照检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送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安排和检查计划。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年度专项安全生产工作安排和检查计划，并送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应当按计划进行。在监督检查中，有关部门应当互相配合，实行联合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分别进行检查，但相关部门应当互通情况，发现应由其它部门处理的安全问题，应当及时移送并形成记录备查。检查情况应当向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通报。
对投诉举报集中、问题突出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进行重点检查。
第十五条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情况和信息向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通报。
第十六条　鼓励单位或个人就危害安全生产的行为或安全隐患，向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对重大安全隐患的投诉举报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并及时处理。
第十七条 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安全评价。
需要安全评价的建设项目，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和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进行设计，其设计文件应当有安全生产专篇，由设计审批部门会同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审查。
建设项目竣工投产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试生产中安全设施运行情况报告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和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　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危险物品生产、销售、运输、储存单位，以及从事大型娱乐、商业经营的单位应当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安全费用提取制度。安全费用由生产经营单位自行提取，专户储存，用于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改善、安全隐患整改等。
第三章 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并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迅速采取有效救援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通知相关部门和单位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现场抢救，并做好善后工作。
第二十条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参加事故调查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查清事故直接原因；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和监察部门负责组织查清间接原因及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事故调查组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报送事故调查报告，事故结案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十个工作日内审批结案；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调查时间，但调查时间延长不得超过二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中央在渝企业、市属国有企业发生一次死亡一至九人的，由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理。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前两款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按下列规定分级负责：
（一）一次死亡一至二人的，由区县（自治县、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
（二）一次死亡三至九人的，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报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三）一次死亡十至二十九人的，由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报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备案；
（四）一次死亡三十人以上的，按国务院规定办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未依法进行安全评价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未按国家有关规定提取、使用安全费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死亡事故后，有故意破坏事故现场、阻碍调查、拖延报告或者隐瞒不报情节之一的，对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不能依法给予撤职处分的负责人，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他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和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
（二）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或通过验收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
（三）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立即对投诉举报的重大安全隐患进行调查并及时处理的。
第二十八条　未依法取得资格而从事安全生产中介服务的，责令停止中介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安全生产社会中介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证明的，依法吊销其资格证，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单处或者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同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重庆市劳动安全条例》同时废止。
　　【提要】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已作出不尽相同的法律规定；这种规定既不同于理论学者所阐述的警察作证制度，也不同于实务界所指向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出庭内容，系属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即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警察出庭制度。如何规制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适用，笔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应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则不同于警察证人，其出庭并非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而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应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有其独特的启动适用限制、范围、程序之规定。

　　警察出庭作证，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大热点问题，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之一。无论是理论学者，或者实务部门人员，从学理论证、实践需要等不同层方面加以阐述说理，积极吁呼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定成一项刑事诉讼制度。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终于对上述制度有个较为肯定的结论，该制度似乎不应再成为一大问题，但是仔细研读，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仍有不详尽明确之处，亟待进一步明确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定。

　　一、同一出庭，不同内容：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区别

　　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两种情形，在新刑诉法未修正之前，有关理论学者、实务人士都将此列为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对待。这种认识，主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形都要需要有关警察人员出庭说明其经历、经手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没有必要作出实质性的区别分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规定”）都将上述两种情形统一规定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上述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不同规定，尽管都可将其笼统列入警察出庭制度范畴，在这一制度属性上，理论学说是达成共识的，但却不能将上述两种情形混为一体，究其因，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质意义。第一，编列体制不相同。前者作为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法庭调查过程中一种的必经程序，而后者是作为证据审查的范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具有庭审调查前置性质；第二，出庭依据不相同。前者适用的是证人作证义务，而后者适用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出庭目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加以证明，而后者是为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四，出庭性质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证明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是一种直接证据，而后者是为了补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作出的情况说明，不属于直接证据的一种；第五，法律后果不相同。前者是否出庭及作证情况只关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成立，而后者是否出庭及说明情况只关乎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否被法庭采纳。

　　虽然在新刑诉法之前，“两高三部规定”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也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能简单等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两者有着一些相同之处，但两者毕竟有着质的差异，从而导致在出庭程序、出庭证明、内容审查等规范化要求不相同。因此新刑诉法修正后，应当有司法解释予以不同的具体明确规定。

　　二、不同出庭，统一名称：警察出庭制度

　　在新刑诉法之前，理论学者一般称谓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还是通知、指导意见中亦均将之称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能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即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是否得当。

　　上述问题的提出似乎显得一些唐突。理论学者一般依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一般称为警察出庭作证，而实务部门主要是根据“两高三部规定”，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对警察出庭作证还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新刑诉法未正式给予明确的说法，只是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而作出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与做法。对此，笔者认为，新刑诉法之所以如此称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首先，有必要仔细区分侦查人员与警察这两类人员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就是负有前述职责的专门人员，其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十四项职责 。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并非仅为侦查活动的一种。而侦查人员，是指负有侦查职责的专门人员。新刑诉法第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一般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人员，以及负有侦查职责的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侦查局的侦查部门人员。虽侦查部门的名称及具体职责不尽完全相同，但因依法行使侦查权所具备的法律依据和概括规范性要求大致相同，因而在本文论述到侦查人员时，不再细分，统一归列为侦查人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是指法定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犯罪证据、缉捕犯罪嫌疑人、揭露和证实犯罪而依法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从种属关系上讲，侦查人员与警察并非是同一概念，侦查人员系属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一种特殊专业人员。因此，侦查人员不能完全等同于警察，其应既遵守警察的一般规定，更要恪守其从事专业活动的特殊性规定。

　　其次，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上讲，侦查人员出庭与警察出庭的目的不是完全一致。新刑诉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二是警察出庭作证。这两种出庭形式、内容，新刑诉法有着不同意义的规定。新刑诉法在第一编的第五章证据部分中，第57条第二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 ；而在第三编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的第一节公诉案件部分中，第187条第二款对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则作出“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

　　事实上，理论学者一直在呼吁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列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两高三部规定”也是认可此类观点并明确此类做法，“两高三部规定”是在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后，共同作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规定，目的在于通过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方式接受质询，从而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质疑问题。但是修正后的新刑诉法并未明文表示支持该种认识、做法。应当说，新刑诉法的修正，并非漠视理论学者的观点，也不是忽视“两高三部规定”的意旨，仅在于考量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应有其独特的规制内容。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这种修正并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更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规范，更进一步澄清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身份。

　　鉴于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警察出庭作证，是有质的差异，无法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警察出庭作证这一称谓来涵盖，对此笔者建议，可将上述两种情况统一称为警察出庭制度，既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不同的规定，又便于梳理区别上述两种出庭情况，避免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否成为证人的模糊认识 。

　　三、同一出庭，不同规制

　　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为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制度，有了立法依据，但对具体适用却未有进一步的规范性要求；随着新刑诉法实施日期的迫近，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如何规制及正确适用上述规定，亟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善。

　　（一）警察出庭作证

　　目前，新刑诉法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即出庭作证的内容仅为警察在其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情况，并非仅简单理解为警察作为侦查人员身份时所经历的全部侦查行为情况。进而言之，此时警察出庭作证的内容，是关于其作为证人身份所作的陈述而成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未涉及证据本身所要求的合法性。

　　据此规定，可以说，警察作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与一般的目击证人作证并无两样，只不过出庭作证的警察身份具有特殊性而已。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调查的询问、交叉询问，并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

　　（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依照新刑诉法第57条之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仅指向其参与侦查活动过程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必要说明，并非出庭作证其证据收集情况，即其出庭说明情况，并非要证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而是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针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能否将其作为警察出庭作证一样看待？即是否继续沿用“两高三部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性要求。

　　笔者认为，鉴于上述论及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在对待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时，不应将其与警察出庭作证同等对待。伸而言之，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对其所作的证言进行询问、交叉询问，以求得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但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是要接受法庭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而是辅助证明其从事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审查，是对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侦查行为的程序性事实 的审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上接受质证时并非是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仅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据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接受法庭质询时，只能围绕有关侦查人员陈述其执行侦查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情况而展开，也就是说，有关侦查人员说明情况仅为其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相关的程序性事实，不能以其陈述代替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内容。

　　由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在法庭接受质询时，与警察作为证人作证时不应相同，即一般证人作证时可由控辩双方直接交叉询问，从而达到查明证人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而侦查人员在出庭接受询问时，目的在于解决因相关侦查工作笔录记载不清或者理解歧义带来的争议，消除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疑虑，其本质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满足辩护方的质询需要，其不是诉讼参与人，因此应当先由侦查人员直接就需要说明的情况进行陈述，再由控辩双方分别进行询问，而不应由控辩双方直接进行交叉询问或者对质。

　　此外，若侦查人员在出庭说明情况时，陈述内容超出其当时侦查行为情况时，法庭能否直接将其陈述内容作为一种证据使用？有关理论学者、立法部门并未作出较为明确的意见。对此，笔者认为，法庭不应且不宜将上述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直接作为一种证据使用，理由为，第一，我国刑诉法关未将上述情况规定为证据的一种，直接作为证据对待缺乏法律依据；第二，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仅是将作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一种程序性要求的辅助审查，将上述情况直接列为证据对待，可能越俎代庖，超越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分工负责机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的法律规定 ；法庭审查证据将沦为法庭收集证据，失去法庭调查的固有功能。笔者认为，若遇到上述情况，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在于控方，法庭应当慎重对待，采取延期审理，并建议公诉机关对上述庭审出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核查。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有法律依据，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要需要，也不是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一提出就需要，据此应当也有必要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设置适用条件。